一個人在青少年時期的成長,以至價值觀的建立,從不單取決於年齡(age)時的經歷,還有歷程所處於的時期(timing)和世代(cohort)。不同歷史事件發生在一個人成長歷程的時期,足以構成不同世代,故由此同理,一個世代的大環境,亦可以令相同時期的每個人,作出因應成長歷程的抉擇,然後催生一件歷史事件。文化大革命時豈還不夠批判,但那陣子的中國教育有通識嗎?
套入當下的時空,若然歷史事件是2019,而當代青少年的成長歷程是通識時,那他們又同處於一個怎樣的大環境和時期?處於一個社會抑壓已久的時期,資訊發達社交媒體充斥的世代,「使咩通識,咁大件事佢哋碌IG(Instagram)都知道啦」,而就算退一萬步,通識的成長歷程的確催生催谷了青少年對社會事件的關注,「弔詭嘅係,通識嘅出發點就係想學生關心社會」。
或者是政治並不需要學生的關注,通識今年後壽終正寢,但其實19年後已重病末期,受訪的陳老師與凌老師都不約而同地同意,他們所任教的在19年後已經變了樣,最明顯是政治問題在2019年後已經從通識科絕跡,2014年的「透過示威遊行表達訴求有助提高香港人的生活素質」,放在2022已成「奧運會如何能增進世界各地人民的友誼」,一條「冇咩討論意義」的考題,還竟是一條貴價八分題。
將政治議題一筆勾消還只是通識變質的其一,有學生認為通識已成為「在一個設定下的片面多角度思考」,有如徹底減少學生「批判性思考」的機會,舉例會問經濟或民生較重要,讓考生歸邊後鴻述一論,「但明明就可以經濟好民生好,但佢就夾硬要你寫到好對立」,陳老師也提到相較以前對概念看得較重,故被出卷議題亦會較實在和重要,但現在的通識「唔係睇內容,只睇數據齊唔齊,概念拆得夠唔夠細」,於是19年後「多大程度」出現在考題的次數直線下降,「出題保守咗,唔太需要再畀立場。」
「簡單啲講香港有爭議拎走,中國亦唔好講咁多」,自己當年也接受過通識教育的凌老師坦言,19年入行後所學和所教已是兩回事,課堂上會迴避法治、遊行、自由等議題,教授中國內容也只敢一面唱好,即使三農問題仍在課綱上,亦需要補充當時曾附上之改善措施,於是學生和老師都你知我知,「醒啲嘅學生都知道有啲嘢學嚟唔會問」。
「依家回看13至16嗰幾年,通識成日都出政治題,可能都係一個死因,掂政治仲放落公開試,但原來嗰陣已經相對自由」。然而又正如陳老師所言「嚴格上環境、能源、全球化都可以係政治」,君不見北溪二號就成了一個政治角力場,英國以至歐洲的電費飆升起因是俄烏戰爭,更諷刺是當通識一直被評來批去過份政治化,超生成公社科後卻「分分秒秒都是政治,連想唞吓氣都唔得」,放眼看去上至內容大綱下至筆記國家安全、領土主權老是常出現,「唔係話反對教身份認同、國家安全,呢啲其他國家都會講,但作為一個公民唔應該只係關心呢啲嘢嘛。」
通識科起初其一的為人詬病是範圍太廣,「當然仲係會有好多改進嘅空間,課程太闊好多嘢都唔夠深入,可能可以將部份改做選修減輕學生嘅量」,然則又可貴在令學生能於不同範疇有所關注。卻送過學生一個世界,在斬件另上成公社科後,成為舊記憶前剩下了甚麼:文化保育、房屋能源、貧富差距等課程主題,或者目前沉悶得接近死,卻已是通識十年後還能剩下的甚麼給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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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初一手引入通識教育的前行政長官董建華,曾以「失敗」評價此項政策。當下通識還是一回事,當下通識還未成為記憶,兩位老師也不敢妄然就通識成敗下一蓋棺,「但一定唔係失敗」。
「唔完全成功囉」。通識十年的確仍未能盡善盡美,尤其在香港的教育制度下,就如一款遊戲創生於一個錯誤的引擎,效能追不上需求的顯卡般,從一開初已不是那回事,說明白就是難逃考核這回事。陳老師坦言來到通識末年,最大遺憾是從未將通識抽離於考核,「明明係一科可以自由去容讓探索、批評、了解唔同範疇嘅科目」,但當作為直接影響學子未來的核心科目,老師自然會抱有「上堂風花雪月係幫唔到學生」的責任;要學生將自由意志的思考整理成段落,再套落有明確框架的文憑試考核中。凌老師更以「衝突」形容,幾多想送你,最後送不起,「但係咪好錯呢?撇除評核模式限制,設計成咁原意係好」。
「但如果以存在為界線,咁一定係失敗,原來呢個社會環境係實行唔到呢啲咁嘅類型嘅科目」。從此想起,遺憾不應給你,亦懷疑不應一起。凌老師感嘆聽過同病相憐,說學期過後絕不會提起自己曾任「通識老師」,「因為通識呢件事『錯』架嘛」,也明言自己應該不會再長久任職,即使回到當初也會再選擇投身這個「錯誤」的職業,但前題是「無感受過轉公社科個痛楚同可惜」。
「通識科本身都幾好玩,老師學生都會投入」。通識十年的確仍未能盡善盡美,但就如一款遊戲再差,應可以有DLC(Downloadable content,可下載內容)補救,仍可以有玩家MOD(Modification,修改)拯救,十年的伺服器裏更盛載着過多少痕跡,多少頁的筆記、多少筆數據、多少年的例子庫……
訪問中其實有第三名老師,由通識元年就任教至今的「元祖級」老師,短訊中他只留下短短一句,着要放在訪問的最後。或者未來能做到更完美,卻「十年的心血,怎麼一下子就被摧毀。那份心血,是一條和學生一同成長的路」。
但通識科已經沒有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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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記
曾在拔萃女書院任教的通識老師楊子俊,兩年前在筆者的另一個訪問中曾提到,他所任教的中學早在好幾年前起,已經開始逐步於低年級取消校內通識科的「銜接」課程,而那時還未有2019年的花鳥風月。
所以對於通識之死,2019年的一場浩浩蕩蕩迎來的新時代是因還是果,其實反而更加謎人,或者說通識的必需死只是時間問題,2019剛好是能圓了的藉口。也無必要令一切更體面,反正在老師眼中的「或者未來能做到更完美」,在他們眼中只是「或者未來難做到更完美」。
卻又會此衍生出一個更值得細味的問題。
當年推行「三三四」新學制時,面對通識科可預見的「制度性」問題,多少社會賢達曾出言護航,將通識描繪得如風花雪月;當十年間可預見的「制度性」問題一一兌現時,是多少老師和學生共同迎刃,犧牲心血時間甚至成績;當十年後通識雖然未達當初所想,卻已有悠然秋色時,權貴欣賞過後感覺有點膩。
然後就沒有然後,推行的前特首大模廝樣地直認失敗,卻那些年的社會賢達以至問責官員,丁點的責任也無需負上,但又多少莘莘學子就淪在了他們自以為的「失敗」中。
訪問的最後曾問過老師們通識孰成孰敗,小說也有十數老師的回應(就是當探問了如此數量的通識老師,卻只得兩人願意匿名詳訪),沒有老師給予一個肯定的立場,就恰如通識科的範本答案——傾向一方,很大程度,但總有自我駁論。其實無人能為通識的成敗作一定論,但如果跳出框架,跳出通識所教會我「批判性思考」的框架,作為一個享受過通識「黃金世代」的過來人,我是如此想着:
我們,尤其是年輕的一代其實正活在最美好的年代,當然是比較上的,即使資訊月異,但是科技日新,我們正享受着多少前人所未有過的便利,那通識科上的六大單元概念,多少的出現都印證着當下世代和時期的美好:對公共衞生的重視、全球化的急速變迭、能源發展終於迎來的環保衝擊、甚至今日個人成長中越見平常的情緒病,無不提醒着我們正身處一個怎樣的時期世代。我不敢說沒有通識,學生們就會對此不再,但世間的美好,從來是先有知道,才能再談珍惜,而這些學生不正被剝奪知道的權利,也就被剝奪珍惜美好的感知。
《追新聞》特約記者胡戩報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