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人在青少年時期的成長，以至價值觀的建立，從不單取決於年齡（age）時的經歷，還有歷程所處於的時期（timing）和世代（cohort）。不同歷史事件發生在一個人成長歷程的時期，足以構成不同世代，故由此同理，一個世代的大環境，亦可以令相同時期的每個人，作出因應成長歷程的抉擇，然後催生一件歷史事件。文化大革命時豈還不夠批判，但那陣子的中國教育有通識嗎？

套入當下的時空，若然歷史事件是2019，而當代青少年的成長歷程是通識時，那他們又同處於一個怎樣的大環境和時期？處於一個社會抑壓已久的時期，資訊發達社交媒體充斥的世代，「使咩通識，咁大件事佢哋碌IG（Instagram）都知道啦」，而就算退一萬步，通識的成長歷程的確催生催谷了青少年對社會事件的關注，「弔詭嘅係，通識嘅出發點就係想學生關心社會」。

或者是政治並不需要學生的關注，通識今年後壽終正寢，但其實19年後已重病末期，受訪的陳老師與凌老師都不約而同地同意，他們所任教的在19年後已經變了樣，最明顯是政治問題在2019年後已經從通識科絕跡，2014年的「透過示威遊行表達訴求有助提高香港人的生活素質」，放在2022已成「奧運會如何能增進世界各地人民的友誼」，一條「冇咩討論意義」的考題，還竟是一條貴價八分題。

將政治議題一筆勾消還只是通識變質的其一，有學生認為通識已成為「在一個設定下的片面多角度思考」，有如徹底減少學生「批判性思考」的機會，舉例會問經濟或民生較重要，讓考生歸邊後鴻述一論，「但明明就可以經濟好民生好，但佢就夾硬要你寫到好對立」，陳老師也提到相較以前對概念看得較重，故被出卷議題亦會較實在和重要，但現在的通識「唔係睇內容，只睇數據齊唔齊，概念拆得夠唔夠細」，於是19年後「多大程度」出現在考題的次數直線下降，「出題保守咗，唔太需要再畀立場。」

「簡單啲講香港有爭議拎走，中國亦唔好講咁多」，自己當年也接受過通識教育的凌老師坦言，19年入行後所學和所教已是兩回事，課堂上會迴避法治、遊行、自由等議題，教授中國內容也只敢一面唱好，即使三農問題仍在課綱上，亦需要補充當時曾附上之改善措施，於是學生和老師都你知我知，「醒啲嘅學生都知道有啲嘢學嚟唔會問」。

「依家回看13至16嗰幾年，通識成日都出政治題，可能都係一個死因，掂政治仲放落公開試，但原來嗰陣已經相對自由」。然而又正如陳老師所言「嚴格上環境、能源、全球化都可以係政治」，君不見北溪二號就成了一個政治角力場，英國以至歐洲的電費飆升起因是俄烏戰爭，更諷刺是當通識一直被評來批去過份政治化，超生成公社科後卻「分分秒秒都是政治，連想唞吓氣都唔得」，放眼看去上至內容大綱下至筆記國家安全、領土主權老是常出現，「唔係話反對教身份認同、國家安全，呢啲其他國家都會講，但作為一個公民唔應該只係關心呢啲嘢嘛。」

通識科起初其一的為人詬病是範圍太廣，「當然仲係會有好多改進嘅空間，課程太闊好多嘢都唔夠深入，可能可以將部份改做選修減輕學生嘅量」，然則又可貴在令學生能於不同範疇有所關注。卻送過學生一個世界，在斬件另上成公社科後，成為舊記憶前剩下了甚麼：文化保育、房屋能源、貧富差距等課程主題，或者目前沉悶得接近死，卻已是通識十年後還能剩下的甚麼給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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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初一手引入通識教育的前行政長官董建華，曾以「失敗」評價此項政策。當下通識還是一回事，當下通識還未成為記憶，兩位老師也不敢妄然就通識成敗下一蓋棺，「但一定唔係失敗」。

「唔完全成功囉」。通識十年的確仍未能盡善盡美，尤其在香港的教育制度下，就如一款遊戲創生於一個錯誤的引擎，效能追不上需求的顯卡般，從一開初已不是那回事，說明白就是難逃考核這回事。陳老師坦言來到通識末年，最大遺憾是從未將通識抽離於考核，「明明係一科可以自由去容讓探索、批評、了解唔同範疇嘅科目」，但當作為直接影響學子未來的核心科目，老師自然會抱有「上堂風花雪月係幫唔到學生」的責任；要學生將自由意志的思考整理成段落，再套落有明確框架的文憑試考核中。凌老師更以「衝突」形容，幾多想送你，最後送不起，「但係咪好錯呢？撇除評核模式限制，設計成咁原意係好」。

「但如果以存在為界線，咁一定係失敗，原來呢個社會環境係實行唔到呢啲咁嘅類型嘅科目」。從此想起，遺憾不應給你，亦懷疑不應一起。凌老師感嘆聽過同病相憐，說學期過後絕不會提起自己曾任「通識老師」，「因為通識呢件事『錯』架嘛」，也明言自己應該不會再長久任職，即使回到當初也會再選擇投身這個「錯誤」的職業，但前題是「無感受過轉公社科個痛楚同可惜」。

「通識科本身都幾好玩，老師學生都會投入」。通識十年的確仍未能盡善盡美，但就如一款遊戲再差，應可以有DLC（Downloadable content，可下載內容）補救，仍可以有玩家MOD（Modification，修改）拯救，十年的伺服器裏更盛載着過多少痕跡，多少頁的筆記、多少筆數據、多少年的例子庫……

訪問中其實有第三名老師，由通識元年就任教至今的「元祖級」老師，短訊中他只留下短短一句，着要放在訪問的最後。或者未來能做到更完美，卻「十年的心血，怎麼一下子就被摧毀。那份心血，是一條和學生一同成長的路」。

但通識科已經沒有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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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記

曾在拔萃女書院任教的通識老師楊子俊，兩年前在筆者的另一個訪問中曾提到，他所任教的中學早在好幾年前起，已經開始逐步於低年級取消校內通識科的「銜接」課程，而那時還未有2019年的花鳥風月。

所以對於通識之死，2019年的一場浩浩蕩蕩迎來的新時代是因還是果，其實反而更加謎人，或者說通識的必需死只是時間問題，2019剛好是能圓了的藉口。也無必要令一切更體面，反正在老師眼中的「或者未來能做到更完美」，在他們眼中只是「或者未來難做到更完美」。

卻又會此衍生出一個更值得細味的問題。

當年推行「三三四」新學制時，面對通識科可預見的「制度性」問題，多少社會賢達曾出言護航，將通識描繪得如風花雪月；當十年間可預見的「制度性」問題一一兌現時，是多少老師和學生共同迎刃，犧牲心血時間甚至成績；當十年後通識雖然未達當初所想，卻已有悠然秋色時，權貴欣賞過後感覺有點膩。

然後就沒有然後，推行的前特首大模廝樣地直認失敗，卻那些年的社會賢達以至問責官員，丁點的責任也無需負上，但又多少莘莘學子就淪在了他們自以為的「失敗」中。

訪問的最後曾問過老師們通識孰成孰敗，小說也有十數老師的回應（就是當探問了如此數量的通識老師，卻只得兩人願意匿名詳訪），沒有老師給予一個肯定的立場，就恰如通識科的範本答案——傾向一方，很大程度，但總有自我駁論。其實無人能為通識的成敗作一定論，但如果跳出框架，跳出通識所教會我「批判性思考」的框架，作為一個享受過通識「黃金世代」的過來人，我是如此想着：

我們，尤其是年輕的一代其實正活在最美好的年代，當然是比較上的，即使資訊月異，但是科技日新，我們正享受着多少前人所未有過的便利，那通識科上的六大單元概念，多少的出現都印證着當下世代和時期的美好：對公共衞生的重視、全球化的急速變迭、能源發展終於迎來的環保衝擊、甚至今日個人成長中越見平常的情緒病，無不提醒着我們正身處一個怎樣的時期世代。我不敢說沒有通識，學生們就會對此不再，但世間的美好，從來是先有知道，才能再談珍惜，而這些學生不正被剝奪知道的權利，也就被剝奪珍惜美好的感知。

《追新聞》特約記者胡戩報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