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上週刊出的長文「哲學必須走出象牙塔——強權下哲學知識人的責任」，在初稿階段曾提供數位學者朋友審閱，獲得諸多評論與質疑。其中有論者指出，香港各大學眾多學系均由外籍學者擔任領導職務，筆者批評香港的大學哲學系由非本土人士主政，究竟有何特殊之處？

然而，「有何特殊之處」恰恰正是問題癥結所在：當某地區大學學系並非由本國學者主持，而由外籍人士掌控時，其原因不外乎三種情況——本地缺乏勝任人選、本土學者素來缺乏領導學系發展的自信，抑或大學高層根本無意讓本地人擔任重要職位。

如筆者在前文所述，香港目前由非本土人士主導哲學系絕非偶然現象，而是殖民教育遺毒與「國際化」迷思相互交織的產物。從更深層次觀之，此現象反映了一個根本性問題：當哲學教育與本土文化及政治現實脫節時，大學哲學教師究竟還能否承擔起批判思考與社會啟蒙的歷史使命？

筆者透過網絡檢索亞洲各國大學哲學系資料發現：台灣、日本、南韓、中國大陸、印度乃至泰國等地主流大學的哲學系，自創系以來皆由本國學者擔任系主任。即使是高度國際化的新加坡，其國立大學哲學系的領導職位，大部分都是本土人當系主任。此種差異絕非技術性問題，而是攸關大學教育本質的根本抉擇：我們究竟是要培養具備本土關懷的世界公民，還是滿足於培育「國際標準」框架下的知識工匠？

哲學作為一門學科，其核心在於批判性思維與文化反思。本土學者擔任學術領導，意味著哲學教育得以深植於特定的文化土壤與歷史脈絡中，從而產生真正的思想創新。日本的西田幾多郎、田邊元，韓國的金芝河，皆為在深厚本土文化基礎上與西方哲學傳統進行創造性對話的典範。

相對而言，當哲學系由外籍學者主導時，往往呈現兩種偏向：其一為「移植式」的學術殖民，機械地將西方哲學概念套用於本土語境；其二為「博物館式」的文化保存，將外來哲學傳統視為靜態的研究對象，而非具有生命力的思想資源。此種學術結構本身即體現了一種權力關係——究竟誰有資格定義知識的標準？誰有權力決定思想的方向？

哲學最根本的信念乃思想自由、堅持真理、對抗不義，但此特質亦使其特別容易遭受鎮壓。蘇格拉底質疑當權者主張的方法，直接挑戰傳統權威與喚醒民眾理性。此點解釋了政權何以持續針對哲學系——該學科對批判思考的強調，對要求知識服從的體系構成根本威脅。

歷史告訴我們，真正的哲學從未存在於政治真空中。當哲學知識人選擇迴避現實關懷、退居象牙塔時，往往意味著對現狀的默認與共謀。相反，當哲學知識人選擇承擔知識人的社會責任時，他們不僅保護了思想自由的空間，更重要的是為社會變革提供了思想資源。

走出象牙塔，並非要求哲學放棄其學術品格，而是要求哲學知識人認識到：在一個充滿不義與壓迫的世界中，純粹中性的學術立場既不可能，亦不負責任。真正的哲學智慧在於既保持思考的獨立性，又承擔起啟蒙與批判的社會責任。

撫心自問，實在慚愧。筆者在香港大半生於中文大學哲學系求學，後來成為教授，亦曾任哲學系系主任。在香港昔日太平盛世、享受大學學術自由的環境時，我與許多同仁一樣，對於香港其他的大學由外籍人士統領哲學系的現象視為理所當然，從未深思過其背後的問題，更未曾質疑其正當性。我們沉醉於純粹的學術思辨，卻甚少積極地以哲學的批判精神，去參與對社會諸種不義現象的討論與評論。因此之故，筆者亦不過是象牙塔中一名以傳授哲學知識為職業的大學教授，空談真理與正義，實不配稱為「哲學知識人」。我愧疚於自己一生浸淫於哲學之中，卻沒有更積極地以哲學之矛，直面香港社會的現實，直至2019年11月，當中文大學被暴政無情蹂躪，這座象牙塔的圍牆轟然倒塌，遲來的覺醒才伴隨著巨大的傷痛而至。

筆者擬從本篇開始，探討上世紀台灣白色恐怖時期、南韓光州事件、捷克蘇聯統治時代、法國納粹佔領期間以及德國納粹暴政下的哲學知識人如何反抗當權者。

 

張燦輝

流亡哲學人

---

多謝支持《追光者》，GoFundMe：
https://www.gofundme.com/f/pulse-hk-pulse-hk-crowdfunding-a-new-platform
Thank you for your support 🪔

🌟加入YouTube頻道會員支持《追新聞》運作🌟
https://www.youtube.com/channel/UC5l18oylJ8o7ihugk4F-3nw/jo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