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必要的對話與誤解的澄清
陳健民教授在《離散與留下的港人漸行漸遠》一文中，對我的「香港已死」論述提出了重要的批評與反思。作為一位我深深敬重的學者與社會運動者，他的觀察與關懷值得認真回應。陳教授指出，「香港已死」的論述可能導致離散與留守港人之間的隔閡，並可能忽視了那些仍在香港努力保存價值、在夾縫中堅持的人們。他強調留下的港人展現出「調適型韌性」，並非如海外一些人所想像的那樣已被「馴化」。
我必須首先澄清：我從未認為留守香港的人已被馴化，更不曾輕視他們在極端壓迫下的掙扎與堅持。恰恰相反，在我的《香港墓誌銘》中，我專門論述了第三種死亡——留守者的「內在流亡」，正是為了凸顯他們所承受的深刻精神折磨。我寫道：「在一個恐懼成為常態的社會裡，人們被迫戴上假面，學會在公共場合與私人空間之間切換不同的身份。他們的自我認同變得支離破碎……這種內心的撕裂，是一種深刻的、慢性的精神折磨。」
然而，陳教授的批評也讓我意識到，「香港已死」這個論斷確實容易被簡化和誤解。它可能被理解為對留守者的否定，或對一切希望的放棄。這促使我必須更清晰地闡明：「香港已死」的三重意義究竟指向什麼？它與留守者的抗爭之間是什麼關係？而在承認死亡之後，我們又該如何思考未來的方向？
二、「香港已死」三重意義的精確性
「香港已死」並非一個籠統的絕望宣言，而是對三個不同層面現實的精確診斷。這三重死亡各有其特定的指涉，不能混為一談。
第一重死亡是過去那個香港的死亡——1997年之前和之後不久，特別是2019年抗爭之前的國際都會。這是一個客觀的、制度性的死亡。我在《香港之死》中詳細記錄了：至少90個民間組織和22個媒體團體被迫解散；新聞自由排名從2002年的全球第18名驟降至2025年的第140名；所有主要民主政黨在2025年前解散；從8歲開始實施的國家安全教育；取消國家安全案件的陪審團審判；以及單是2023年就有超過29萬1千名居民離開。
這些不是主觀感受，而是可以驗證的事實。當《蘋果日報》被迫關閉、《立場新聞》編輯被判刑、民主女神像在深夜被移除、「光復香港，時代革命」八個字成為判刑依據時，我們必須誠實地承認：那個擁有相對自由空氣、健全法治框架、充滿活力公民社會的香港，已經不可逆轉地死去了。這是制度層面的死亡，是客觀的政治現實。
第二重死亡是從「Hong Kong」到「Xianggang」（湘港）的符號革命。這並非文字遊戲，而是對香港被全面納入中國大陸管治體系與意識形態的精準概括。今天的香港正在快速蛻變成另一個深圳、另一個廣州。白色恐怖的常態化、自我審查的制度化、愛國教育的全面化，正在重塑這個城市的精神面貌。這是身份層面的死亡，是文化與價值的系統性消亡。
第三重死亡——這是最容易被誤解的一重——是關於留守者的內在流亡與精神撕裂。但我必須強調：承認這種死亡，正是為了凸顯留守者的處境之殘酷，而非否定他們的抗爭。他們被迫在公開場合與私人空間之間切換身份，被迫在每一次違心的表態中背叛自己的內心，被迫在日常生活中不斷妥協自己的原則。這種壓迫的內化，是極權統治的終極目標——它不僅要控制身體與言論，更要改造思想與靈魂。
陳教授所描述的那些堅持——《庭刊》、《法庭線》的報導，獨立書店的沙龍，在敏感日子拿著白花走上街頭的人，每天到法庭為受審者打氣的市民，給獄中政治犯寫信的朋友——我完全認同這些都是寶貴而動人的抵抗。但正是因為這些抵抗如此艱難、如此需要勇氣、如此充滿風險，我們才更應該誠實地承認：這已經是一個完全不同的香港，一個需要如此小心翼翼、如此隱蔽曲折才能稍稍保留一點自由空氣的香港。
三、承認死亡並非否定抗爭，而是理解其真實處境
陳教授擔心「香港已死」的論述會「打擊留下者的士氣」。我理解這種擔憂，但必須指出：真正打擊士氣的不是誠實地承認現實，而是虛假的希望和不切實際的幻想。
那些拒絕承認「我城」已死的人，往往沉溺於危險的幻想：相信國際壓力會帶來改變，相信政權會自我修正，相信時間會治癒一切創傷。但現實是殘酷的。香港的政治空間不是在逐漸縮小，而是已經徹底關閉。《國安法》不是一個可以討價還價的政策，而是一個不可逆轉的制度安排。只有充分認識到失去的規模與深度，才能避免被虛假希望所迷惑，才能制定出真正有效的應對策略。
陳教授引述李立峯教授的「調適型韌性」概念，指出近八成被訪者表示會如實向下一代述說2019的故事，2023年區議會選舉投票率只有27%等證據，說明港人的價值觀並未改變。我完全同意這些觀察。但這恰恰證明了我所說的第三重死亡的存在：人們必須通過「調適」來保持「韌性」，必須通過「集體不作為」來表達反對，必須退回到私人領域才能保存真實的想法。這不正是我所描述的內在流亡嗎？
在《香港墓誌銘》中，我特別強調了那些留守者的價值：「一些資深記者，即使面對採訪限制與政治風險，仍然堅持報導真相……一些教師，在新的教育制度下，仍然嘗試在課堂上培養學生的批判思維……一些藝術家，在創作空間被壓縮的情況下，發展出更加創新的表達方式。這些留守者的存在，如漆黑中的螢火蟲，雖然微弱，但卻證明了人性的尊嚴與對真理的追求，是任何高壓統治都無法徹底撲滅的。」
承認香港已死，不是為了否定這些螢火蟲的光芒，而是為了說明：他們正在一個已經徹底改變的環境中發光。他們的勇氣之所以珍貴，正是因為環境如此險惡。他們的堅持之所以動人，正是因為代價如此巨大。如果我們粉飾現實，宣稱香港其實沒有那麼糟糕，那才是對這些堅持者的真正不敬——因為這會掩蓋他們所承受的風險與付出的代價。
四、哀悼的力量：為什麼承認死亡是必要的
陳教授的文章反映了一個普遍的誤解：將「香港已死」等同於絕望和放棄。但在我的論述中，哀悼從來不是為了放棄，而是為了更清醒、更誠實地前行。
哀悼是一種必要的精神程序。它讓我們與死者告別，同時也讓我們準備好迎接新的生活。對於香港人來說，哀悼「我城」的死亡，是為了能夠更好地理解當前的處境，更好地規劃未來的道路。而且，哀悼並不等同於絕望。相反，它是希望的前提。只有當我們充分哀悼了失去的一切，我們才能騰出心靈的空間，去容納新的可能性。
這正是為什麼我在《香港墓誌銘》中寫道：「為逝者刻下墓誌銘，宣告『香港已死』,並非出於絕望的放棄，而恰恰是最深沉的愛與最頑強的抵抗。」墓誌銘的書寫並非絕望的終點，而是哀悼中重生的起點。
我必須指出陳教授文章中的一個矛盾：他一方面批評「香港已死」的論述，另一方面又詳細描述了留守港人如何感到疲憊、如何啟動「自我保護機制」、如何「見攰就抖」（感到疲倦便休息）、如何在「反抗和馴化之間」掙扎。這些描述不正是證明了某種深刻的死亡嗎？如果香港真的如此充滿生機，為什麼人們需要如此小心翼翼？為什麼螢火蟲的光「亦是罪」？
五、「新香港」的萌芽：死亡與重生並非對立
陳教授擔心離散港人「愈來愈不掌握香港的實際情況而只剩下『香港已死』的論述」。這個批評有其道理。確實，一些離散者可能因為地理距離和資訊隔閡，無法完全理解留守者的處境。但這不是「香港已死」論述本身的問題，而是如何理解和運用這個論述的問題。
在我的論述體系中，「香港已死」與「新香港」的萌芽是同一枚硬幣的兩面，而非對立的概念。在《香港墓誌銘》中，我用了大量篇幅論述「新香港」的存在：
「如果說，承載著香港精神的物理空間『我城』已經死亡，那麼精神本身，則找到了新的載體與表達方式。它從維多利亞港兩岸的具體地理空間中釋放出來，跟隨著數十萬離散者的腳步，在全球各地落地生根，開花結果。」
這個「新香港」既包括離散在世界各地的社群，也包括仍在香港堅持的人們。我明確寫道：「那些依然留守在香港的媒體工作者、教育工作者、藝術家、社會工作者……他們的韌性與創造力，是香港精神在本土的最後堅守，也是『新香港』與『湘港』之間的重要分別。」
所以，問題的關鍵不是香港死了還是沒死，而是：我們如何在廢墟上播種？我們如何在承認巨大失落的同時，發現新的可能性？
陳教授列舉的那些例子——游學修的創作、拉麵達人的嘗試、大埔民間體育會、見山書店、西貢海藝術節等——這些都是「新香港」的萌芽。它們不是證明「我城」未死，而是證明在「我城」的廢墟上，新的生命形態正在頑強生長。這些萌芽之所以珍貴，正是因為它們是在極度不利的土壤中艱難生長的。
六、未來的方向：在墓碑上耕耘
那麼，承認香港已死之後，我們該往哪裡去？這正是陳教授文章標題所問的核心問題：「有什麼方向走下去？」
在我的論述中，方向是清晰的：在墓碑上耕耘，在廢墟上思辨，在流亡中堅持。這不是一句空洞的口號，而是三個具體的實踐方向。
首先，對於離散者：必須承擔起文化傳承與政治記憶保存的使命。這不是簡單地重複「香港已死」，而是要在自由的空間裡，系統地記錄、分析、反思香港的經驗。我們要回答：香港為什麼會走到今天？這場文明的瓦解給人類社會帶來什麼啟示？在全球威權主義復興的時代，香港的遭遇有何警示意義？
同時，離散者必須建構「新香港」的文化與價值共同體。這包括在新的土地上保持語言與文化傳統，但更重要的是，要將香港的核心價值——自由、法治、公義、多元、批判精神——在新的環境中實踐出來，並傳承給下一代。這不是封閉的文化孤島，而是開放的文化創新。
其次，對於留守者：在極度壓縮的空間中，保持人性尊嚴與價值堅守。陳教授所描述的那些堅持——在紅線邊緣的報導、在夾縫中的教育、在日常生活中的抵抗——這些都是寶貴的。但我們必須誠實地承認：這些抵抗的空間正在持續縮小，風險正在不斷增加。
因此，留守者的首要任務不是盲目樂觀地相信一切都會好起來，而是在清醒認識現實的基礎上，尋找可持續的抵抗方式。這可能意味著更加策略性的選擇，更加細緻的風險評估，更加注重自我保護的同時堅守底線。正如韓麗珠所說：「在反抗和馴化之間有著更幽微和複雜的無數刻度。人活在其中，只可以血肉之軀和脆弱的精神體驗和衝撞它。」
第三，對於離散與留守者的關係：必須建立新的連結與對話機制。陳教授正確地指出了雙方漸行漸遠的危險。但解決之道不是否認「香港已死」，而是在承認各自處境差異的基礎上，尋找相互理解與支持的方式。
離散者需要更細緻地了解留守者的處境，避免簡單化的判斷。但留守者也需要理解，離散不是背叛，而是另一種形式的堅持。雙方不應該爭論香港是否已死，而應該共同思考：在這個已經徹底改變的現實中，我們如何各自發揮作用，如何相互支援，如何共同守護香港的核心價值。
七、結語：在張力中前行
陳教授的批評促使我更清晰地闡明：「香港已死」不是一個簡單的政治口號，而是一個複雜的哲學判斷。它包含三重不同的死亡，指向三個不同的層面。承認這些死亡，不是為了絕望，而是為了清醒：不是為了否定抗爭，而是為了理解抗爭的真實處境；不是為了放棄希望，而是為了尋找真正的希望。
我們活在巨大的張力之中：一方面，「我城」確實已死，那個我們所熟悉和深愛的香港已經不可逆轉地消失：另一方面，香港精神未死，它正在尋找新的表達形式，在廢墟上頑強萌芽。這種張力是痛苦的，但也是富有創造力的。它迫使我們不斷反思、不斷調整、不斷創造。
對於留守者，我想說：你們的堅持我看見了，你們的痛苦我理解了，你們的勇氣我敬佩了。「香港已死」從來不是對你們的否定，而是對你們處境的理解，對你們承受的苦難的見證。
對於離散者，我想說：我們承受著離鄉背井的痛苦，但這種痛苦不應該讓我們與留守者對立。我們要做的不是居高臨下地評判留守者，而是在新的土地上創造新的可能性，同時與留守者保持對話與連結。
對於所有香港人，無論留守或離散，我想說：讓我們坦然擁抱這種張力，在哀悼中前行，在失落中創造，在絕望中播種希望。這是我們這一代人無可迴避的宿命與使命。
「香港已死」不是一個絕望的結論，而是一個嚴肅的起點。它提醒我們，任何真正的重生，都必須建立在對死亡的充分認識之上。在墓碑上耕耘，看似荒謬，卻是我們這一代香港人唯一誠實的選擇。
張燦輝
流亡哲學人
2025年10月7日
日本廣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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