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偏見惹鹹酸》
連年諾獎總無緣，長期白果說有端。
意識形態存偏見，國威民氣枉通全。
吹水作大多人羨，深耕細作有誰憐。
五四當時德與賽，百年往願剩鹹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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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的諾貝爾獎已經先後公布了獲獎名單，各個獎項已經名花有主，各地的主流報章報道時都突出獲獎者的成就及貢獻。對諾貝爾不同獎項的評選委員會看來也是相當信任。一向以來，都很少聽到對評選結果的質疑。
不過，有報道講到一些來自中國大陸的評論員及科學家的意見，對於中國人沒有在今屆取得任何獎項，或者一直以來中國人獲獎的人數都比較低，卻顯然充滿酸葡萄心態。不去肯定其他人的成就，質疑評選委員會的準則，似乎已經成為了中國人另一種表現出來的公共品格。
有些來自大陸的評論，認為「諾貝爾獎充滿了意識形態偏見」，因此「不值一提」。又認為沒有中國人獲獎「不是中國的科研不濟」，而是「諾貝爾獎的評選原則問題」。
來自中國大陸的這種「意識形態偏見論」究竟有沒有道理？過去十多年，每逢第一些國際科研項目上獲得榮耀，中國政府、不少在中國大陸的評論員及普通人民，似乎都會出現這一種典型反應：中國科學家得獎，就是「民族的榮耀」；能夠產生獲獎的科學家，證明「中國制度優越性」，證明「中國人已經站起來了」，證明「中國人的成就及貢獻獲得世界肯定」，證明「中國人的優秀有目共睹」，更證明「中國人在全世界範圍，各方面的才智與能力都絕不遜色」。但當諾貝爾獎公布，中國人得不到任何獎項，就總有些人會認為「評選標準有偏見」、「評選準則有問題」，或者就如今次認為這證明了西方的各種獎項「充滿了意識形態的偏見」。這顯然已經成為一種把客觀的科學成就評定套上政治化思維投射的慣性。
事實上，諾貝爾獎有幾個主要的獎項，例如物理學獎、化學獎、生理醫學獎這三個獎，項目評審標準極為技術性與學術性，評選委員也是有關方面的專家。根據諾貝爾獎項評選的一般準則，這幾個獎項的裁決標準包括研究是否具有「原創性突破」，是否改變及提升了人類對自然界的根本理解，又是否開創了新的研究領域及方向，又是否開創了新的技術平台。
這三個條件，與「意識形態」可以說是完全不上邊。幾個諾貝爾科學獎的評審，主要都是由瑞典皇家科學院和卡羅林斯卡醫學院等專業機構負責，評審委員來自全球科學界，評審過程長達數年甚至數十年，涉及大量同行審查與引用數據，遠比任何政治宣傳的口號客觀得多。
由此可見，所謂「意識形態偏見論」，似乎更能反映的是當代中國人在共產黨的民族主義宣傳下，就算經濟發展幾好，仍然是充滿了民族自卑感及因為這種自卑感而產生的心理防衞投射。有機會獲獎，就總會與國家民族、國家富強、人民優秀這些掛鉤；失落獎項，就肯定是不公正，偏頗，意識形態偏見。
有時令人覺得，當你個民族充滿了自卑、或者國民有太多難以達致普世標準的人文水平的情況下，無法在國際普及的標準下證明自身優勢時，最簡單的方式就是質疑標準本身。這種傾向與相關說法，與其說是基於嚴格的科學精神或客觀的評議標準，不如說是一種無以面對現實不如人的現實及面對自身及國家體制缺陷時的自說自話。
從另外一角度看，如果說是因為意識形態偏見而對這個東方文明大國不利，那又如何解釋中國的屠呦呦在2015年的時候曾經與其他國家的科學家聯手取得諾貝爾醫學獎？
2015年屠呦呦的獲獎，正好是「偏見論」的反證。如果諾貝爾評審真的被「反華意識形態」左右，屠呦呦的成果就不應該獲獎。
她有份參與及發現「青蒿素」，有她的原創性參與元素，成果對人類抗瘧疾的醫學有重大影響。她的研究即發端於毛澤東時代的中國，那個是代的中國與西方學術體系並沒有很大的聯繫，意識形態上也格格不入，但最後不是仍然得到國際最高學術獎項的肯定嗎？
屠呦呦獲獎，說明評審不會因為有關科研的參與者是來自中國而產生排斥，只要科研本身具有突破性與世界影響力，照樣能獲獎。其他學科的評審似乎也是一樣，評審關注的是「科學本身的貢獻」，而非研究者的政治背景、種族、宗教信仰及來自哪個國家。
另一個可以反駁這種意識形態偏見論的是日本人在諾貝爾獎的成就。2001年的時候，日本宣布有一套長遠的基礎科學研究投資方案，希望能夠從基礎做起。還定下了一個指標，要在50年之內取得30個諾貝爾獎。當時有人認為是笑話，據我記憶所及當時很多在中國大陸的評論員對日本這個說法嗤之以鼻。又有人說，如果看研究人員的數量及因為人口眾多而提供的廣闊研究基礎，如果日本可以50年之內拿下30個諾貝爾獎，中國人起碼可以拿下300個。如果從人口數量去計算，中國人確是比日本人多出了10倍。
如果科學研究及各種成就可以如此直觀地從人口數量去推算，這個世界就會簡單得多了，中國人那種應該肥到襪都唔識着，還需要天天嚷着永遠都是發展中國家、永遠都屬於第三世界這樣的話嗎？
事實證明，日本人以他們的嚴謹態度及國家大量投放資源於基礎科學的研究，確實產生了成果。開始的時候，他們沒有大言不慚，沒有好高騖遠，沒有動不動就拋五千年文明，三千年歷史、14億人民，這些口號出來自我陶醉一番。但連同今年再來的兩位日本人諾貝爾獎得主，日本已經產生了近30位科學類諾貝爾獎得主，雖然有部份得獎的日本人，與屠呦呦的情況相似，也是與其他國家的科學家合作而取得獎項的，但如果計算人數，確實已經在25年之間完成了一個原本打算在50年才達致的目標。這顯然絕非偶然。也讓人不禁產生疑問，如果諾貝爾的評審充滿了意識形態偏見，為何同樣屬於東方亞洲人社會的日本，會獲得特別關照，而不是中國。過去一段很長時間不是說西方社會對中國充滿了 China Fantasy 嗎？中國的大學在海外及國內與西方研究機構合作建立的研究室、實驗室數字也肯定比日本多。如此說來，關鍵差別顯然不在「西方的意識形態偏見」。
如果留意一下日本的情況，當知道關鍵在於國家體制及政策，也不能否認與日本人做事嚴謹的性格有關。我不迷信那種所謂國民性格基因的說法，但覺得體制造成的人格發展及處事態度，加上國家體制形成的氛圍，顯然會造成在科研及學術成果上的明顯差異。
日本在基礎科學的長期投入，具有遠見，不追求短期效果，而是堅持從基礎做起，以深耕細的作式來作知識累積與研究承傳。自上世紀70年代開始，日本就已經大力投資於基礎研究，以一種「不問用途」的精神來作純科學探索。近25年來的許多獲獎成果，都是30年前就開始的研究。
反觀中國，近年雖然科研投入總量龐大，但大多集中在「應用技術」「軍工工程」與「短期可見效益」領域，對基礎研究的耐心與自由度仍遠不如日本。加上國民普遍存在的那種差不多先生的性格，研究機構及成員往往需要政治掛帥，虛耗了不少研究時間及資源，成果自然大打折扣。
科學研究需要有一個具有耐心、不功利的研究及學術環境。學術自由、思想自由才能鼓勵創意及為開拓新領域提供空間。中國在這方面的情況都無需多講了。日本科研機構大體上保持高度自治，學者可自由選題、公開辯論。而中國科研資金與研究方向往往受到「國家戰略」與「政治任務」導向，學者不敢挑戰主流，也不敢冒險探索冷門。這種環境下，原創性突破便難以誕生，誕生了也難以保證可以延續。
如果講到教育體制與人才制度教育，日本重視培養科研人才的獨立思考與批判精神，而中國教育體系長期重應試與服從。這直接影響了科研文化，中國的科研人員數量龐大，但具有「科學家氣質」的原創型人物稀少。
換言之，日本的成功與中國的相對失敗，不是「諾貝爾獎偏愛日本」，不是因為「意識形態偏見針對中國」，而是體制、文化與科研生態共同造成的後果。
「意識形態偏見」這樣的說法，把自己的經濟歸咎於西方，其實更像是一種自我麻醉及自我安慰。它讓國內的輿論、評論員、官員、學者、及一般民眾都不再去思考中國在基礎教育及科研體制上的深層結構，也避免了觸及中共體制所造成的制度缺陷！
鍾劍華
2025年10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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