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個意義下，在杜維明的主題演講中，指出人類現正處於「人之為人」的意義和價值正被重重挑戰的時代，如 AI 以人形面貌出理或所謂「具身化」、模擬的人性化，國際上生命科學與科技的種種突破，人類在宇宙探索的開拓，可以說是，不斷逼問人類：如何在技術主導的未來中不失其人之為人的身份與價值？即，不會迷失人性而成為禽獸。杜維明一本儒家的樂觀態度，強調人類不會是迷途的羔羊，不會是 AI 的奴隸，而可以或仍然是與天地萬物同行的夥伴，因為可以依儒家本源的人文或精神傳統，發揮「良知」與「仁道」或「仁心」，與「學做人」的傳統而可對抗各種挑戰，更可創造一全人類的文化世界。他的結論是人類不會是 AI 奴隸及迷途羔羊，儒家會在現代化過程中，不斷反省批判下建立全人類的民主自由理性和開放的世界。
但杜維明所言的「學做人」和「文化中國」的思維方式，固然可以具有對人類，包括中華民族與香港人，提供進一步朝向更民主自由的大同世界的可能，但同時也很容易成為中共進一步統戰在大陸內外的知識分子和群眾的工具，成為片面地支持中共不但在大陸上的專制獨裁，一黨專政的工具，也擴展成為中共建立世界霸權的利器。這種統戰效果混在這次論壇的主持人所言：以香港的「一國兩制、以祖國為靠山」、「以和而不同的開放胸襟，成為中、西、馬哲學交流互鑑的重要平台，使其成為連接亞洲哲學共同體與世界哲學網絡的核心樞紐」，以「唯物史觀中國化的歷史建構」等中共黨官的言論之中，在這次香港由香港哲學研究院、政府與商人合辦的哲學國際論壇特別明顯。所以我們要批判地解讀杜維明在這次「國際論壇」上的發言。批判也者，既不完全否定其所言為無理，但更重要的是展示其所言及所行具有的限制，而成為含有自相矛盾的謬誤，由此讓世人更清楚這種言文的問題和可能產生的傷害，而此或是作者本人所不自知而有的錯誤，但由此錯誤和限制而產生的扭曲，因而對廣大的知識界和人民的誤導和錯誤的宣傳，實應嚴厲加以批判，以正視聽。
在香港政治漩渦中的哲學立場：「學做人」與「文化中國」之積極意義與負面的遮蔽
作為新儒學第三代具有代表意義的人物，杜維明在2025年香港哲學紫荊論壇上的主題演講，提出「學做人」與所含藏的「文化中國」之概念，固然具有往前向上的積極意義，可以挺立儒者的道德人格，並不片面馴服於政治權威與教條，亦可超越狹隘的民族主義而擴展為以天下，「天下一家」，而不局限於「民族主義」而只強調自己的民族的利益，置天下各族群之利益與權利不顧，重新發揚儒家之以「天下一家，中國一人」之天下人民之團結與同體的親和關係，建立文明共享的大同世界。但是，如果我們避諱批判政治獨裁、民族偏私和獨佔的霸權，對外只顯出赤化之害，對內則只流為傳統知識分子之委順於大一統之帝王之淫威之下，恐怕只是再次體現了當代新儒家和知識分子面對威權政治時的典型態度：以抽象的人文理想掩蓋具體的政治現實，以文明對話的溫和姿態迴避對專制暴政的直接批判。這種立場不僅暴露了當代新儒學在政治實踐層面的根本缺陷，更反映了海外華人學者在中共政權面前的知識分子軟弱性。我們當然了解許多當代新儒家和各界學者不但有親友在香港或在大陸，而身在大陸任職與生活，也常被邀去大陸講學或參加會議等，處於極權之下所常有的殺身之禍的環境中，不是常人所能免於禍的處境中的危險，儒家並不要求學者或一般人做烈士，但也總有一個為學做人的底線，是不能不分是非對錯，不能違背良心，更不能助紂為虐，出賣靈魂、為虎作倀，但也須虛與委蛇作消極抵制。而在教學與傳道授業的工作上：講真話、堅持學術獨立性、反對教條主義，也仍然是我們每個人在立身處世的底線。而個人的道德與政治實踐上，也須不斷修德成人，不能逢迎吹拍，支持獨裁，或壓迫學生做出違反人性、違反道德倫理的事。
新儒學第三代的政治退縮：以「文化中國」所隱蔽中共統戰中的狹義而專權的「民族主義」
從學術譜系來看，杜維明師承徐復觀，受牟宗三影響。然而，與前兩代新儒家相比，杜維明這一代知識分子在政治立場上出現了明顯的退縮。第一代新儒家如梁漱溟曾直接對抗毛澤東，反對總路線，拒絕「批林批孔」；第二代新儒家如徐復觀辦《民主評論》批判共產黨，牟宗三與唐君毅也撰寫大量批評中共的文章。相較之下，杜維明卻在北京大學擔任教授兼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長，這種與中共政權的合作關係本身也可說構成了對新儒學政治傳統的背叛。進入大陸教學和參加會議，自然也可以有傳道授業和促進學子對中國文化與哲學的了解，破除由教條與歷年的政治鬥爭中常把被鬥爭批判的中共政要人物的反黨行為視為儒家復闢而以儒家陪葬的迷執；也更要能通過學術真誠、依義理而談、不得已採取與政治上互為不存在的消極態度、以文化中國取代中共民族主義，提升人類一體之團結親和之精神、但不能變相為宣揚共產主義和極權統治的傳聲筒。但不幸的是不但有政商人士公開地藉此以為擁共之詞，也有研習儒學的人把杜維明的「文化中國」用以為避免談中共反民主反人權的遮羞布，默許中共以民族主義強迫人民支持中共和以言入罪的專制獨裁的統治。
文明對話的政治迷思：「意識形態之封閉」與「文明對話」之突破
杜維明在香港論壇上強調的「文明對話」理念，表面上倡導「以誠意回應差異、以共情超越對抗、以理解生成交響」，但這種論述在香港國安法實施的具體政治語境下，實際上成為了為威權統治提供正當性論述的工具。當香港的法治被踐踏、司法獨立遭到破壞、公民社會被全面打壓時，談論抽象的「仁道」和「和而不同」不僅顯得與現實脫節，更是對受害者痛苦的漠視。具有積極和正意義的「文明對話」必有包含互相尊重，在平等之下進行對話，和理性的反省和批判，反對獨裁政體與一言堂、反對扣帽子式的污衊、反對以暴力壓制不同言論之自由與反對非理性的人身攻擊、尊重每個人的自由與基本人權（言論自由）、容許真誠的反對或批評意見、支持社會與政治上的寛容、支持獨立自主的司法制度等，否則在掌權者專制之下實不足以言對話，一黨獨大更不是文明和理性的行為。
也許杜維明的原意是要「把政治道德化」，即以儒家之倫理規範來約束乏政治化的意識形態的傷害，或轉化「違反人性人倫的專制獨裁的政治體制」，但空泛而不切入生活中針對中共政治化一切日用倫常的活動，這種「政治化的儒家」正是杜維明自己曾經批評的現象——「依附於現實政權，利用儒家的一些價值作為控制人民、維護既得利益者權力的工具」。甚至，我們可以諷刺的說，杜維明自己似乎也陷入了這種政治工具化的陷阱。他所謂的以「道德理想轉化政治的儒家」，即，以道德理想轉化和提升傳統儒者在參與專制王權的治理國家體制中所表現為屈從王權的「政治儒家」，在中共威權體制面前顯得蒼白無力，表面上或言之滔淊，但實質上只囿限於學圈中，無法在現實社會中提供任何實質的政治批判力量和改變。雖然我們認為在公開的場合發言，也可以有一定的影響力，但若只限於一小圈子且各有定見之「有識之士」之間實無意義，反而被利用為對人民的統戰言論，如這次美化這個「實由香港政商界」依中共中央政府的意思而舉辦的「學術論壇」，只有支持「香港仍有重要的政治文化的地位」的宣傳而已。若要發揮真正的言文力，則應指出，「文明對話」中的「對話」所要求理性與公開的訴求，明確提出要讓人民和知識分子有更大面向社會不受限的發言權，讓人民一同享有公開發言與討論的空間，有如康德主張的「讓理性公開地表現」在可見的政治空間中。這樣「文明對話」才真有現代化的意義。
缺席的香港批判：「學做人」的「修德」意義不存在
最令人失望的是，杜維明在香港論壇上的演講完全迴避了香港當前的政治危機和實況。自2019年反修例（即反送中）運動以來，香港經歷了前所未有的政治鎮壓：國安法的實施、大規模的政治拘捕、新聞自由的消失、自媒體的被封鎖、各種公民社會中的公民社團，特別是政治團體，如著名的「支聯會」、「蘋果日報」等等，都被抄家封鋪解散，或被迫一一自我關閉，社團負責人都身陷政治迫害，未經審判而被關押多年多月，等等。如此封閉和政治迫害的現況，杜先生演講詞中都一言未及。此何有從「學做人」與「修德」發出正義的救助可言。而目前中共開始使教育體系全面政治化，對中小學以至幼稚園進行政治教條貫輸，封閉對外網路的自由連結，等等。作為一個聲稱關注「學做人」和人文關懷的哲學家，杜維明的主題演講對這些踐踏人民尊嚴的行為保持沉默，反而在論壇上談論抽象的「良知」和「修身」，這自是一種政治上的迴避和軟弱的表現。
我們可以諒解在中共治下的地方，任何人都可能難以越過其中的制度的言論限制，不能暢所欲言。但對於香港政府在實質上限制言論和通過教育長期改變香港人的思想與言論自由等顯然有違「文明對話」的基本要求，應加以批判和反對，或起碼指出其所導致的人民的真誠的聲音無法也不敢表達不同的意見與價值等控制，此中所違反現代化的民主自由發展，及因此而有的文字獄，以言入罪的違反道德理性和現代文明的種種政策和行動，應加以積極的批判，堅持理性的公開和自由言論的發揮。同時也應藉此公開要求在「倫理和價值對話」中，必須要有的最起碼的司法獨立和公開公平的審判。
這種選擇性失明不僅是知識分子責任的放棄，更是對受壓迫者的背叛。當香港的年輕人因為追求民主自由而被判刑入獄時，當香港的公民社會被逐步摧毀時，杜維明空談「文明對話」與「學做人」，也只泛說 AI 無法取代人類實踐理性中的道德智慧等等，正顯示出知識分子實失了「做一個堂堂正正的人」的價值！也無法觸動在專制極權思想下的一言堂式的言論與法律，喪失了人類最可貴的思想言論自由和人格保障的道德要求。
中國傳統政治文化的根本缺陷：「尊君」之傳統「擁共」
杜維明的表現揭示了新儒學在現代政治實踐中的一個根本問題。中國文化傳統中的「尊君」思想與現代民主價值存在深層的張力，儘管現代新儒家努力論證儒家思想與民主的相容性，但在實際的政治選擇中，當面對威權政權時，新儒學學者和一般研究和愛護傳統中國文化的學者往往選擇妥協而非抗爭，甚致變相的擁護集權一身的政治領導的專制獨裁本具有毀滅人格和人性的力量。「學做人」即在道德實踐中建立自己獨立思想和獨立的人格，在客觀的社會政治體制中，即在天下一家中，反對任何以國家或民族為個人或黨派所獨佔的工具，而這正是中共在大陸上常宣傳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中國共產黨以觧血建造的，漠視和否定大量在戰場上犧牲的人民的真正的貢獻，將其完全抹殺，更用此以審判和打壓無辜的老百姓，把中國當成共產黨人的家業，控制和排斥人民的分享。因此大陸一直是以中共第二代、第三代的太子黨繼續掌權，其他人都只是被驅使的工具。中共更常以「反共反華」加諸反對中共的人身上，視反共為叛國的漢奸行為，即自己獨佔中華民族的名號，實無異於以自己為中國和中華民族的唯一代表，所有人民實只是臣屬的被統治者。在中共的極權政治之下，也就是以黨的領導為代表中國和中華民族，剝奪了人民實為國家的共同擁有者，是國家主權的共同擁有者的基本人權，侵佔了本是全體中華民族所共享共有的文化資源。「文化中國」應昭示在中國文化中，每個中國人都平等地具有的權利與權力，而不是受太子黨統治的奴隸！
反之，杜維明所倡導的「文化中國」概念，雖然在理論上超越了政治版圖的限制，但在實踐中卻往往被扭曲成為了支持中共大一統意識形態的文化包裝。這種去政治化的文化認同論述，實際上服務於中共政權的統戰需要，為其在海外的軟實力建構提供了學術支撐，這在許多各行各業的專家學者身上和言論上的的表現都具有這種效用，這些支持中共的學者專家，即是中共內部所謂的「有用的白痴」。自以為受到當權者的榮寵，而不知自己實已成為中共政權的傳聲筒。而那些無恥者更用以掩蓋自己的不敢反對或直面中共的專制獨裁和貫輸一黨專政的意念和制度的事實。
知識分子的政治責任：鼓吹和支持民主與反專制獨裁的實踐
作為新儒家杜維明不能僅僅躲在象牙塔內討論抽象的哲學問題。傅柯強調哲學知識人的「無懼言說」（parrhesia）責任，要求哲學知識人在面對權力壓迫時必須說出真話，即使這會帶來風險。儒者本來具有的「當仁不讓於師」實不止反對政黨的專制獨裁的言論，即使是教導我們的老師，也不能只是言聽計從，對政治上的違反人性道德與民主自由的專制言論，更應當起而反對之。孔子對各地求教戰爭計謀的諸侯，拂袖而去，孟子常強烈當面批評違反仁政王道的統治者，以至不稱職的官吏等，以大丈夫之志氣，表示不做妾婦之道的侫臣，都是儒者在政治上有所不為的典範。但現代世界中，許多學者在現實上常走向選擇與威權政權合作而對其暴行保持沉默——恰恰違背了儒者在道德實踐上必須守住良知與仁道的底線。若不能求仁得仁，也必須不違良心良知，不違仁義，這是儒者對自己和對知識分子的基本倫理規範和自我要求。若放棄了這個人之為人的底線，則無異於為自己的榮祿享受，推人民入於溝壑火海之中，「國士無恥」真乃國之恥也。
當香港的「一國兩制」已名存實亡，已被公開踐踏。當「港人治港」淪為空洞的口號時，真正的哲學知識人應該站出來為受壓迫者發聲，而不是為壓迫者的統治提供文化合法性。若不能守住有所為有所不為的道德人格，則文明對話、以真誠求得和諧與和平共存等實質上都是擁護極權的工具，是以，杜維明的言論在香港面臨的政治暴力下的缺乏批判表現，則不僅是個人的道德失敗，更代表了當代新儒學和一般的知識群體在面對政治考驗時的集體失語和失格。
結論：知識分子的政治覺醒刻不容緩
若以為杜維明在香港論壇上主張空泛的「文化中國」與回復儒家傳統的「學做人」之修德與實踐工夫只是機會主義的表現，只是展現了現代知識分子或各行各業專家學者在政治上的軟弱性和機會主義取向，這種「為政治權力辯護的儒家或知識分子」不僅背叛了儒學傳統中「士大夫精神」的批判傳統，更是對當代受壓迫民眾的背叛。如果當代新儒學要在21世紀保持其思想活力和道德權威，就必須與威權政治決裂，重新找回批判現實、為民請命的哲學知識人精神。只有這樣，儒學才能真正成為促進人類文明進步的思想資源，而不是為專制統治提供文化包裝的工具
張燦輝
中大哲學系前系主任
李瑞全
台灣國立中央大學哲學所（兼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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