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知名舞台劇編劇莊梅岩近日連發多篇文章，揭露自己先後如何遭遇「被消失」與「打壓」。在首篇文章中，她表示自己曾接受母校香港演藝學院 40 週年校慶的訪問，影片卻在正式發佈時被唯一剔走，理由是「無法上載至小紅書」；她繼而大爆自己參與的青春音樂劇《奮青樂與路》遭遇多重干預：標誌配色被強行更換、海報上名字被刪走，甚至一度被禁上台謝幕。在新近發佈的一篇文章，莊梅岩更直言，只因自己曾上過街、寫過有關六四題材的舞台劇的「原罪」，遭政府長期封殺。她仿如成了 outcast（棄置者），名字與作品被排除在政府轄下的公開場合之外，更在業界引發寒蟬效應，令人不敢明言與她合作，幾乎陷入一種軟性的「社會性死亡」。
這種處境，讓人想起文革時期被劃為「黑五類」的群體：他們無需經過法律審判，就被驅逐至社會邊緣，成為體制標記下的異類。法國哲學家福柯（Michel Foucault）早已提醒我們，審查與規訓並非抽象的無形之手，而是由具體的人與群體，在日常行政、程序和「善意提點」中一再複製與執行的權力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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莊梅岩並非等閒之輩。她是當代香港最受矚目的劇作家之一，代表作《聖荷西謀殺案》曾被改編成電影，而《五月三十五日》則以隱喻方式觸碰 1989 年六四事件的集體記憶。劇名以「五月三十五日」取代「六月四日」，本身就是對審查的巧妙挑戰，使她從純粹的專業劇作家，逐漸被視為「異見」的創作者。雖然她甚少直接評論時政，但在涉及劇場界的尊嚴與自由時，她從不噤聲——例如在 2024 年香港舞台劇獎遭政府撤資與取消場地支持時，她公開聲援劇協，凸顯其追求公義的堅定立場。由此可見，她早已被視為一位不折不扣的敢言藝術家。
名校友終被母校選擇性剔除
截至9月9日，莊梅岩在社交平台，先後就這次遭母校打壓事件，發佈過三篇相關文章。第一篇是一封「公開信」，在 9 月1 日刊出。當時她揭露，自己是應演藝學院學生招募拓展處邀請，參與校慶 40 週年「校友系列訪問」的拍攝，但在影片正式公開時，其餘校友的片段都已順利上載至小紅書與 YouTube，唯獨她的訪問被剔走。媒體普遍將這個系列稱為「傑出校友訪問」，雖然她本人並未直接以此自居，但這樣的落差卻更顯得荒謬：一位被業界與學院視為代表性校友的編劇，最終卻被母校選擇性地剔除。
筆者覺得，這封公開信揭露的主要是制度層面的自我審查。 所謂「無法上載至小紅書」，表面看似技術理由，實際卻是把平台的潛在審查邏輯，變成刪除作品的藉口。法國社會學家布迪厄（Pierre Bourdieu）曾提出「場域」（field）的概念，指的是社會由不同規則構成的相對自主空間。文化場域理應依循專業規則，強調藝術價值與創作成就。但在莊梅岩事件中，文化場域卻被政治邏輯徹底入侵：衡量標準不再是作品優劣，而是能否「安全」地出現在小紅書上。於是，專業自主被瓦解，審查看似「自然」發生：沒有人簽名下令，也沒有人直接承擔責任。
莊梅岩卻澄清自己能自由進出中國，並未被列入「黑名單」。這一點正好說明，審查並非出自北京的明令，而是源於母校的自我設限。她追問「誰下令剔片」，其實就是要戳破這種匿名化的荒謬——審查從來不是自動發生的，而是有人實際作出決定。
管理高層「尋租」加碼審查作政治投資
至於第二封公開信則在 9 月 3 日發佈，進一步爆料自己參與的青春音樂劇《奮青樂與路》遭到多重干預。從字裡行間，我們不難發現，這封信把矛頭直指具體權力的運作。莊梅岩揭露《奮青樂與路》遭遇校方多重阻撓：標誌配色被強行更換、海報上名字被刪走，甚至一度被禁止上台謝幕。從這些細節，我們看到兩種更深層的邏輯在運作：第一是「尋租」（rent-seeking）。 這是政治學的概念，指有人利用制度不透明或規則模糊的空間，不憑專業或公平競爭，而是透過逢迎權力來為自己謀取利益。在威權環境下，管理層往往把「最安全」理解為「徹底抹去」，把多做一步的審查當成一種政治投資：一方面將風險轉嫁給創作者，自己保持「零風險」；另一方面則累積「政治安全資本」，用來表演忠誠。
第二是「權力下沉」（power devolution）。 這裡的「下沉」並非民主社會中的分權，而是指權力在威權結構中向基層或中層機構轉移：中央不必直接下令，本地的管理層或個別人士就會主動依據政治氛圍作出審查與打壓，甚至「加碼」執行。莊梅岩特別點出，這些干預出現在校董會換屆之後，正好說明了這一點。結合前述的尋租邏輯，我們看到的是一種雙重效應：有人藉由過度審查來為自己累積「安全資本」，同時也讓制度逐步淪為懲罰敢言者的工具。
更殘酷的是，這並非單純的行政干預，而是對個人身份與尊嚴的否認。加拿大政治哲學家泰勒（Charles Taylor）提出的「承認政治」（politics of recognition）提醒我們，正義不只是資源的分配，還包括對個體身份與價值的承認。莊梅岩既是傑出的編劇，也是演藝學院的校友，她的聲音理應獲得尊重。但當校方選擇將她的校慶訪問粗暴剔除，本質上就是一種拒絕承認：否認她的專業價值，否認她的公共身份。至於換色、刪名、禁謝幕這些看似細小的手段，其實就是象徵暴力的語法——它們不必動用刀斧，也能在儀式與視覺層面抹去一個人的存在感。
自揭長期遭政府封殺
莊梅岩9 月 9 日刊出的第三篇長文，已經不只是就演藝學院的事件發聲，而是把自己多年來的經歷整合起來，定位為一個被體制標記的「棄置者」。她回憶道，從青年劇組以她作品申請資助被有關部門「善意提點」改換劇目，到學生劇社原本想演她的舊作卻臨時放棄，甚至有作品在重演時被要求「不能署名」。這些細節不再是單一審查，而是一種慢性消耗：作品被抽走，名字被抹去，合作計劃不是「明令禁止」，而是在一次次行政冷處理與模糊暗示中逐步消散。
這種情境正好呼應福柯所說的「規訓權力」運作方式——無需一紙公開命令，就能透過無數細節將一個人推向邊緣。莊梅岩指出，她的戲本來「安全」、過往也曾在政府場地上演，但如今卻被視為「有風險」的存在。她質疑這一切是否因為她曾上過街、寫過有關六四題材的舞台劇？這種標記機制，讓她幾乎如同昔日被劃為「黑五類」的階級敵人。她的名字與作品逐漸被排除在政府轄下的公開場合之外，並在業界引發寒蟬效應，令其他人也因風險考慮而不敢公開使用她的作品。這就如同將她逐出公共場域，令她陷入一種軟性的「社會性死亡」。
然而，莊梅岩選擇透過發文揭露過程中的不義，這正好呼應福柯晚期所談的 parrhesia（直言）。在壓抑氛圍下，敢於直言者往往必須承擔進一步孤立的風險。莊梅岩的文字正是這種冒險的實踐——她明知發聲會加劇邊緣化，仍選擇以「寧為玉碎，不作瓦全」的姿態，揭開體制審查與霸凌的荒謬。她揭示了審查從來都不是抽象的「無形之手」，而是由一群具體的行政人員、審批者與「提水」者構成的權力網絡。透過她的直言，這套隱性的規訓被公開，也讓更多人意識到：藝術家在當下的香港，如何一步步被推向「棄置者」的境地。
莊梅岩事件並非孤立個案，而是香港學術與專業倫理持續崩壞的其中一例。當社會本應維護的公平原則與專業標準被踐踏時，大家的憤怒正是來自對制度失守的深切不安。或許有人會說，這只是「又一宗」而已。或許「低處未算低」，未來還會有更深的墮落。但正因為這些事件不斷重複、甚至加劇，才更值得被記錄與討論。
作者：求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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