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年北京大學師生，因為不滿巴黎和會對中國不公，掀起了波瀾壯闊的「五四運動」及後來的「新文化運動」。當時掌政的北洋政府對於學生的抗議及示威活動感到不安，決心採取行動去打壓。當北洋政府的軍警去到北京大學要人的時候，當時的北大校長蔡元培挺身攔阻，明言要保護學生。北洋政府礙於蔡元培的身份及社會聲望，也唯有作罷。後來蔡元培也因為這件事而主動辭去北大校長一職。
蔡元培擔當這個職位，其實前後才三年時間。但他對於這個前身是官辦的京師大學堂作出的貢獻，無論是在體制上的改革，學術水平上的提升，學院風氣的更易，都可以說是前無古人，甚至可能是後無來者。
後無來者這個說法絕對不能說不公允。超過100年後的今日，北京大學已經再不是當年那一所能包容學生為自由、科學、民主、公義去提出訴求的學術殿堂。現在的那所北京大學，再沒有蔡元培、陳獨秀、魯迅、胡適這類在專業範疇以外還有崇高道德形象的學人；也再沒有幾個學生會就着他們所處的那個文明及社會制度進行批判。原因是這些已經不再被容許，因為所謂大專院校，已經成為國家機器的一部份，已經成為掌政的共產黨的禁臠。
現代世界的大學，不但是知識的殿堂，也是社會的公器，社會的良心。讓大學保持最大可能的自由，杜絕權勢對大學運作的干預，已經成為文明社會的基本價值。但在中共的權勢下，這些都已經變成再無以企及，甚至是不容幻想的奢侈。
香港雖然是殖民地，香港大學也是一所典型的官辦大學，但秉承了英國的大學教育傳統，基本上也能夠保持高度的院校自主，政府雖然可以透過撥款機制去導引大學的發展，但對大學的運作，卻不能直接干預。
正因如此，香港大學就算在殖民地時代，都已經是地區內首屈一指的大學之一。後來成立的中文大學，雖然也是政府推動及協調之下，最終把幾所民間私立的書院併合而成，但這麼多年來，中文大學的師生在推動社會公義，促進公民社會發展各方面的貢獻，絕對不用抹殺。
院校自主、學術自由、言論自由、多元包容，這些都是一所大學能否達致成功的最基本元素。殖民地時代的大學教育，無疑是過於功利取向，也不能否認會受到政府意向的影響，大學管治體制及政府的撥款機制也難免會令院校自主受到一定程度的制約，但校園內的自由氣氛，對師生在言論及學術上的多元包容，倒也一直能夠免於被懷疑。
到了今天，在國家安全這個偽命題之下，這些對大學教育理所當然的一切，忽然間好像變得很脆弱。大學的管理層竟然成為政權的打手，壓抑學生自主，打壓學生運動，取締學生會，已經是大開歷史的倒車了。有大專院校還不止一次主動報警，邀請代表政權的武裝力量進入校園拘捕自己的學生。如果蔡元培教授泉下有知，也會慨嘆為何一個文明都會如香港，會倒退至還不如百年前在半殖民、半封建形勢下的北京大學。
幾天之前，香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的圓形廣場，還上演了一場鬧劇。在那一個從政治正確出發，要標榜愛國的節目中，竟然用上現代科技把新亞書院的創辦人之一的錢穆教授以全息影像重現。錢穆先生當年是因為擔心中共政權會破壞中國傳統文化而離開中國大陸，並在港創立新亞書院的。而歷史事實說明，他的擔心絕對不是杞人憂天，比較一下今天這個北京大學與百年前的那個北京大學便無需再多加說明了。最令人嘔心的，新亞書院那個節目竟然騎劫了其創校先賢，把他的理念閹割，把其人斬件上枱，把錢穆先生的片言隻語套入今天中共政權意識形態框架下的那種愛國來宣傳。如此做法，不但完全沒有學習道德可言，可以說是十分無恥，十分下流，十分噁心。
或者應該這樣說，在政治權勢的宰祭下，學術自由、言論自由、多元包容，這些現代大學的基本元素當然不用再想了，但中文大學新亞書院的做法，就連一個學院最基本的尊重客觀事實都做不到，甚至要扭曲歷史、扭曲事實來遷就權勢的需要。這一種赤裸裸的下流才是最令人不齒。
這樣的大學，根本不能算是大學。今天香港的所謂大學教育，也根本不配稱為大學教育。
作者：鍾劍華@COOT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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