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位在香港的教育界中人，我與他應該不算是朋友，但算是認識。曾經在一些論壇上交鋒過，在台上各自講完之後，台下也算能客客氣氣地寒暄一番，也可交換幾句見解或偏見。但我卻不敢說是他朋友，因為他可能未必高興有我這樣的朋友，我也不覺得他有什麼值得交往。就當是一個在工作或社會事務參與中認識過的人就算了。

 

無可否認，他也算是香港教育界的其中一位元老級人物，曾經有過自己的非官方教育組織。當然這個所謂「非官方」，也先要搞清楚香港社會在不同階段什麼才叫「官方」。總之，當年他就以這個組織作平台，以較為溫和的面相，來代理中共對香港教育的意圖。

 

還記得在80年代中後期，北京當時正就《基本法》的制訂進行諮詢工作，有一個教育界的研討會，出席的有新華社的某位副主任。當年討論到香港往後的教育發展，北京當局在姿態上還是比較謹慎，不希望引起任何疑慮的。香港人最擔心的，是九七主權移交之後，中共會把大陸那一套洗腦教育及意識形態控制移植到香港。當年每一次出席這些場合，有新華社的官員或者親北京的代理人在場的話，總是要盡量表現溫和，安撫香港人無需擔心，呼籲要對北京中央及一國兩制有信心。之後，當然也免不了說一大套「鼓勵香港人認識祖國，各界應該透過教育幫助年輕人了解中國」之類的黨八股。

 

那一次的討論會也是如此，印象比較深刻，是因為那位副主任說了一句露底的話。有人問了一個問題，也不記得問什麼了，那位副主任答說：「教育從來都是兵家必爭之地，沒有那個政府是不意圖控制教育的。」單是這一句，當時就已經令座中的我產生疑慮：無論他們曾經說過什麼，無論作出什麼保證，態度有幾溫和開放，很可能都仍然只是假話。今天大家可以清楚看到的情況，證明了三十多年前我的那個懷疑，已經不需要再懷疑了。

 

再說上面提到那位人士，多年來他的那個組織，目標顯然就是要軟性地在香港推動那一套以國家民族來包裝，以推動愛國情懷作幌子，以認識歷史和文化來軟銷，實際上是鼓勵順從權勢、接受扭曲的官定歷史、不懷疑謊話的教育。

 

他曾經參與立法會教育界功能組別的選舉，但總不能獲勝。他也沒有現在這一位教育局長的運氣，輸了選舉，轉過頭來竟然可以當官。當時香港的政治倫理，還不至於容許政府完全當民意透明，不可能選輸了還委任他官職，從而對沖掉選民的抉擇。

 

到了今天，這個所謂「全面由愛國者治港」的新香港，兵家必爭之地的教育已經任由權勢予取予攜，沒有人可以爭取什麼了。理論上，此君應該是有條件進入收成期的階段了。

 

可是時移世易，現在這個新香港，對政客的要求是越左越好。要成為官員，除了庸碌，還要卑劣，還要夠無恥。此君當年在一個較文明的制度下競逐公職，要爭取民意支持，要獲得選民的信任，因此就算他背景如何硬淨，背負着幾多隱蔽議程，又得到建制陣營及北京的祝福，他也不得不擺出一副較為講道理，願意聽意見，不會動輒惡言相向的君子模樣。

 

在現在這個政治環境下，這種文明偽裝當然不再重要了。曾經有過這種偽裝的他，可能卻猛然發現，之前雖然只是偽裝，但那個文明偽裝卻成為了當下爭權搶位的包袱。如果他要在今天這個香港謀取上位，之前有過的偽裝文明、講道理、扮開明，明顯就不夠左了，還可能已經成為他爭逐功名利祿的政治負資產。

 

他自己當然不會公開抱怨，可能也沒有什麼辦法。任何人只要一直有留意過去幾年教育界的動態，當知道他這種背景竟然在新時勢下變得越來越隱形。他現時面對的這種時不予我，實在充滿了反諷意味。

 

事實上，這幾年下來，討論教育問題的空間已經很小，但政府及建制擦鞋仔還是不斷要為當下的教育加力施壓，要煽動家長學生提高警覺，隨時準備投訴老師；要提醒老師自動自覺，小心謹慎，不要冒險越雷池半步；也要不斷向辨學團體及學校的管理層提出各種新的要求，叫他們自動配合。因此，對教育問題及安排的討論機會還是有的，但此君就好像斯人獨憔悴，偶然有一些場合會出現，但已經沒有幾多發言的空間了。或者應該說，已經沒有幾多人再在意他了。

 

突然想起他，是因為近日有一個頗為配合權勢調子的平台，轉貼了他的一篇專欄短文。看到這篇文章，才知道原來他還在，還在那一份類屎眼傳媒有個地盤，可以偶然發表下他的高見。有什麼人還會重視這樣的一個爬格仔地盤呢？真的無法評估，就算有，看來也不會多。草草讀過這篇偶然看到的短文，就覺得很有「白頭宮女在，閒坐說玄宗」的興味。

 

在歌頌前朝領導人的英明偉大及有遠見之後，他的文章最後段先是留下一個喟嘆：「整個社會愈尊師重教，社會愈能持續發展，而孔子早已提出對教者自許，歲月是逝者如斯，卻不分晝夜，薪火傳承，為的是下一代。」單看這一段，已經能感覺到，他實在太停滯不前了，顯然已經跟不當下香港的主流政治步伐，未能同步於現在那一套極左教育及處處威嚇老師、操控學生的策略了。最後，他還提出了一個沒有答案的問題：「今天穩定下的香港，教育的排位又是怎樣？」可惜我悟性低，還未參透他文中可有包含落泊宮娥的怨懟或悔悟。

 

對於任何曾經對香港的教育有過幻想，或者有個任何文明想像的人來說，是真心，還是偽裝都好，那個文明烙印可能還是如胎記般，不容易即時抹去的。對此君而言，他這文章題目那六個字「教育帶來遠見」，究竟是一個命題，一個信念，還是一個質疑？這當然只有他自己才清楚。但對於一直有留意香港教育局面的人來說，答案不已經是躍然紙上嗎？他究竟是現在才能得出這種遠見，還是在嘆悔當年為權勢做事的時候，自己沒有看到當前政治現實的遠見呢？

 

作者：鍾劍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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