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短評 |立會爆被退選潮重寫「尋租」規則  「國家隊」入場令權力內循環

「完善選舉機制」後的立法會,似乎又在蘊釀一場大清洗。不同的是,這次被清洗的,傳聞不僅是殘餘的所謂民主派或敢言者,就連那些長期效忠體制的建制派,也可能難逃「無得留低」的命運。有指至少有三分之一的「舊電池」將被更換,從媒體與政圈流出的名單看來,西環心儀的人選似乎有了新標準──忠誠只是起點,還要可控、形象端正。即使這只是一次「放風」試水溫,亦已預示大規模換人勢在必行。

這給外界的印象是,香港的選舉制度從提名、審查到結果早已排除民意等不可控因素,但北京還是不放心,如今要更進一步將議席的分派權集中於上層。這場清洗不只是篩選忠誠,而是由上而下重新分配「尋租」位置的一場制度整頓。若傳聞中的「國家隊」大舉入場屬實,香港的政商權力結構將比以往任何時期更為緊密。而尋租市場雖被「國有化」,但尋租行為並未消失,只是改在權力核心內部進行而已。

政治上靠近與服從比民意更具價值

在政治經濟學裡,「尋租」(rent-seeking)這個概念,用來解釋權力和利益如何在不是靠市場競爭的情況下被重新分配。以香港為例,功能組別的間接選舉就是一種典型模式。簡單來說,當政府或權力核心掌握資源分配的權力,不少人或團體就會花時間和人脈去「爭取靠近」這個權力中心,藉此獲得利益,而不是靠真本事或市場表現去競爭。這裡說的「租」(rent),並不是房租,而是指因為接近權力而得到的額外好處——例如特別的牌照、政策豁免、工程合約,甚至議席本身的影響力。

若換成選舉語境,「尋租」指的就是那些能靠政治關係而非民意授權,進入權力分配體系的角色。他們的競爭並非爭取選票,而是爭取信任、靠近權力、獲得庇蔭。

換言之,政治上的靠近與服從,有時比能力與民意更有價值。在過去的香港,立法會功能組別、商會、地方勢力與中介橋樑角色,就是典型的尋租者:他們以「代表某界別」的名義進入制度,透過與政府合作、調停民間聲音、承接資源分配,換取議桌上的影響力與利益。

這套「尋租平衡」的格局,早在上屆「完善選舉機制」後的立法會選舉中便已被徹底改寫。過去的尋租者至少要在民意與權力之間維持某種表面平衡——要讓市民相信自己仍有代表性,也要讓政府感到安全可控。但當民意已被徹底排除後,這種平衡已無必要。

直接剝奪決定競逐連任的自由意志

這次傳聞中的退選潮之所以震撼,不在於規模,而在於西環連掩飾都不掩飾了,就連是否決定競逐連任的個人自由意志都被直接剝奪。許多原本長期存在、被視為政治中介的建制派議員,也相繼被排除或勸退。亦即是說,香港本土的中共政治代理人,已變得可有可無,完全可以另一批「新香港人」取代。難怪葉劉會「面黑」,那並非單一情緒,而是對整個尋租遊戲規則被改寫的即時反應。

無可否認,這次的退選潮,反映尋租權已幾乎被中央全面「國有化」:政治份額、功能組別席次、議員身份,不再經由制度競爭產生,而是由權力核心直接決定或分派。選舉只是過場儀式而已。那些舊的尋租者,過去曾是體制的「保險套」:在政治上替權力隔絕風險,維持穩定。可是如今,即使長期忠誠,一旦功效下降、形象老化或不合新標準,便被視為「無用的忠誠者」,完全可以用完即棄。他們的租權被剝奪,被制度化地清出框架,連象徵性的「代表性」也失去意義。

至於傳聞中「國家隊」的大舉入場,進一步印證這一轉向。據傳聞,這批新面孔多來自中資與國企體系,當中有多少是中共黨員,大家心裡有數。換句話說,他們已不只是代表業界,而是北京權力意志在香港的具體延伸。

在這樣的新版政治格局下,政府或權力中心已不再需要民意作為背書。既然結果不是由選票決定,民意自然失去了作為權力分配依據的價值。這種狀態,正如有評論所形容——香港已進入「訓政時代」。

所謂「訓政」一詞,出自孫中山,原意是介於軍政與憲政之間的過渡階段:由執政黨以集權方式「訓練人民」,為最終的民主自治作準備。但在今日的香港語境裡,「訓政」不再是過渡,而是一種恆常化的治理模式——表面穩定、秩序井然,實際上民間聲音被邊緣化,參與通道被封閉。人們可以選擇服從,也可能選擇靜默,因為制度本身已把風險降到最低。這是一種封閉式制度穩定:看似安靜,但長遠是一種失語的危機。制度內部已無修正空間,政策回應力被削弱。一旦權力核心路線出錯,社會難以糾錯。

在這新的體制裡,忠誠預期只是入場券,但絕非通行證。權力中心還要考量三大條件,包括「有用」,能執行政策、落實上意,具備行政能力或協調力;「可控」,在敏感事務、重大議題上不會跳脫、出格;「形象乾淨」,背景無爭議、不帶過多勢力色彩、不易被外界拿來做解讀。只有忠誠又符合這三者的「複合型人才」,才能穩住位置。過去仗著背景深厚或地方實力大的尋租者,即使忠誠,也可能因為缺乏這些附加條件被剔除。

以民意取政治利益的路徑已中斷

不少分析指出,被退選的只在功能組別,還包括地區直選。功能組別因其本身就是尋租者的主戰場,自然首當其衝;但地區直選亦可能因提名門檻、背景審查而被再度「間接重整」。這意味尋租者過去可能靠地方基盤或選票支撐談判籌碼的日子,正在終結。未來誰拿到議席,不是靠誰基層力量大、誰有社會支持,而是中央「看上誰、信任誰」。換句話說,過去那條「以民意換取政治利益」的交易路徑,被新秩序斬斷。尋租者再無條件匹配民意,只剩被動接受分派。

尋租市場雖被「國有化」,但尋租行為並未消失,只是改在權力核心內部進行。在這個過程中,長期駐港的中資與國資勢力將自然晉升為新的管治班底,成為制度運作的主體力量。他們不僅在經濟層面控制資源,也逐步滲入政治層級,從立法會功能組別,甚至行政會議,逐步構成權力運作的骨幹。這不只是勢力轉移,更是一場制度性的人事重組:由資本導向轉向國家導向,由政治中介轉為行政延伸。而這場轉變的意義在於,香港的政治經濟邏輯已徹底改寫——權力與利益不再流通於社會之間,而是被鎖進體制的內部循環。對外,這象徵穩定;對內,卻意味著一種靜默的封閉。

 

作者:求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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