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論哲學的在場
一場在2025年初夏舉辦的「香港哲學紫荊國際論壇」，意外地成為一面鏡子，映照出香港哲學學術界當前的困境。這場由官方支持、商界主導的盛會，一個顯著的特徵是本地大學哲學系的普遍缺席。此現象引發的，不應是尖刻的指責，而是一場深刻的自我反思：在當下的時代氛圍中，哲學知識人的角色與責任究竟是甚麼？
哲學的生命力，從不僅僅在於抽象概念的思辨，更在於其對「城邦」事務的深切關懷。從蘇格拉底在雅典廣場上的詰問，到近代歐洲啟蒙思想家對公共理性的倡導，哲學知識人的傳統始終與社會脈搏緊密相連。他們之所以走出象牙塔，介入公共領域，是因為他們意識到，對真理、正義與自由的探問，倘若脫離了具體的社會處境，便會失去其根本的重量。
環顧世界，從台灣哲人對威權的反思，到南韓教授以「時局宣言」守護民主，再到東歐知識分子在極權下「活在真實中」，我們看到的是一種深刻的「在地連結」。同樣，我們不會忘記，二戰時法國的沙特、卡繆等思想家如何透過文學與哲學組織抵抗運動，對抗納粹佔領；以及如漢娜・鄂蘭等德國哲人，如何在流亡中深刻剖析納粹暴政的根源，提出「平庸之惡」的警世之言。他們之所以發聲，並非出於一種外在的道德命令，而是源於一種內在的歸屬感——為自己家園的命運而奮鬥，是哲學知識人不可迴避的天職。
以此為鑑，反思香港的處境，我們看到的「沉默」便顯得複雜而多層次。
首先，對於眾多在港任教的外籍哲學教授，我們應抱持理解之同情。他們是香港學術國際化的重要一環，以其專業滋養著本地學府。然而，作為客居者，他們的處境本身便帶有疏離感。語言的隔閡、文化的差異，以及對本地社會歷史的陌生，使他們難以產生深刻的在地情感連結。更現實的是，簽證、合約與學術前途等考量，讓他們在面對政治高壓時，選擇明哲保身，似乎是一種理性的計算。但這種結構性的疏離，卻無意中造成了公共領域中一個重要的聲音空缺。
其次，來自中國大陸的學者，則面臨另一種更為複雜的壓力。他們身處香港的自由學術環境，同時又無法割裂與大陸原居地的聯繫。這種雙重處境，使得公開的政治表態變得異常艱難。他們的沉默，或許源於深思熟慮後的無奈，但同樣加劇了學術界整體的靜默。
然而，最令人惋惜的，是本土學者的相對沉寂。他們在這片土地成長，理應對社會的變遷感受最深。當然，他們在體制內或許是少數，面對的壓力也同樣真實而沉重。但當整個學術社群趨向一種「去政治化」的專業主義，當對社會公義的熱情，被對學術指標的追求所取代時，我們不禁要問：那份屬於知識人的社會責任感，是否正在慢慢流失？
哲學的本質，是提問，是批判，是拒絕被現成的答案所蒙蔽。當政治的陰影籠罩社會，當「平庸之惡」以體制化的形式出現時，哲學若選擇退回象牙塔的安全地帶，便等同於放棄了自身最核心的使命。它將不再是一門引導人「愛智」與「求真」的學問，而退化為一種與現實無關的智力遊戲。
因此，今日的詰問，並非要對任何群體進行道德審判，而是向整個知識社群發出真誠的邀請：讓我們重新思考哲學的「在場」意義。在風雨飄搖的城邦中，哲學知識人無法、也不應置身事外。保持沉默或許能換來一時安穩，但代價卻可能是哲學精神的枯萎，以及整個社會智識活力的凋零。一個只懂得在書齋中談論柏拉圖或康徳，孔孟或朱陸，卻對窗外的壓迫無動於衷的哲學學術界，最終將失去社會的尊重與自身的靈魂。
從今輯開始，我和大家論述台灣、南韓、捷克、法國和徳國的哲學知識人在上世紀如何走出象牙塔，對抗極權的事蹟。
從沉默到反抗
當一位學者在他最後的歲月中寫下「我像冰山上一隻微細的蠟燭。這隻蠟燭在蒙古風裡搖曳明滅。我只希望這支蠟燭在尚未被蒙古風吹滅以前，有許多支蠟燭接著點燃」，這不僅是對個人命運的寫照，更是對一個時代知識人處境的深刻反思。殷海光先生在《到奴役之路》譯者代序中的這段話，映照出整個台灣白色恐怖時期哲學知識人的悲劇命運與精神掙扎。
從1949年5月20日台灣省政府頒布戒嚴令開始，至1987年解除戒嚴為止，長達三十八年的白色恐怖籠罩了整個台灣。在這個漫長的威權統治期間，哲學知識人面臨著前所未有的困境：要麼選擇沉默與合作，要麼承受迫害與犧牲。然而，正是在這種極端的政治壓力下，台灣哲學界出現了一批勇於反抗威權、追求自由民主的知識人，他們以不同的方式展現了哲學知識人的社會責任與道德勇氣。
本短文旨在探討台灣白色恐怖時期哲學知識分子的反抗經歷，特別聚焦於殷海光、陳鼓應、王曉波等代表性人物的思想軌跡與政治遭遇。透過對這些個案的分析，我們不僅能夠重新認識那個時代哲學家的精神風貌，更能理解哲學作為一門學科如何在極權統治下維護人文精神與批判理性。
時代背景：威權體制下的哲學教育
台灣白色恐怖時期的哲學教育，深受黨國意識形態的滲透與控制。國民黨政府遷台後，為了鞏固政權合法性，大力推行「反共抗俄」教育，哲學課程被賦予了強烈的政治色彩。在這種教育體制下，西方自由主義哲學受到嚴格限制，馬克思主義更是被視為洪水猛獸，而儒家思想則被包裝成對抗共產主義的精神武器。
然而，正是在這種嚴苛的思想管制環境中，台灣大學哲學系卻成為了自由思想的堡壘。這主要得益於一批具有深厚學養與獨立精神的教授，他們多數來自北京大學、清華大學、西南聯大等知名學府，承繼了五四以來的自由主義傳統。這些學者雖然身處威權統治之下，但仍堅持學術自由與批判精神，為台灣哲學界保存了珍貴的人文火種。
值得注意的是，台灣哲學界在戰後初期曾經歷過一次重大的斷裂。二二八事件中，台灣第一位留美哲學博士林茂生慘遭殺害，這不僅是台灣哲學界的重大損失，更象徵著本土哲學傳統的中斷。林茂生的悲劇命運，預示了後來白色恐怖時期哲學知識分子將面臨的嚴峻考驗。
殷海光：自由主義的堅持與代價
▲ 殷海光故居，作者拍攝
（一）思想軌跡：從反共到反威權
殷海光（1919－1969）無疑是台灣白色恐怖時期最具代表性的自由主義哲學家。他早年求學於西南聯大哲學系、清華大學哲學研究所，1949年隨《中央日報》來台，曾任該報主筆，後轉入台灣大學哲學系任教。
殷海光的思想發展經歷了一個從狂熱反共到理性批判的轉變過程。他在《我為什麼反共》一文中坦誠地回顧了自己早期的政治立場：「我回想在我反共的這一階段中的許多想法，尤其是情緒，簡直是狂執之情。黑褐色的法西斯味兒太濃厚了」。這種自我反思的勇氣，正是殷海光作為哲學知識人的可貴之處。
隨著對台灣政治現實的深入觀察，殷海光逐漸意識到真正的威脅不僅來自對岸的共產黨，更來自身邊的威權統治。他在《剖析國民黨》一文中犀利地指出，國民黨是「打著自由民主幌子的次級極權主義政權」，通過製造恐懼來維持統治。這種對威權本質的深刻洞察，使殷海光從單純的反共者轉變為自由民主的堅定捍衛者。
（二）《自由中國》時期的政治參與
1949年11月，殷海光開始參與由胡適、雷震等創辦的《自由中國》雜誌，並成為該雜誌的主要編輯與撰稿人。在這個平台上，殷海光發表了大量政論文章，以其清新犀利的文筆對國民黨政府進行了持續而深入的批評。
《自由中國》時期是殷海光政治參與的高峰期。他不僅在理論層面闡述自由民主的價值，更在實踐層面支持組黨運動。1960年，當雷震等人籌組中國民主黨時，殷海光給予了理論支持，認為組黨符合民主政治的基本要求。
然而，殷海光的政治參與也為他帶來了巨大的代價。1960年雷震案爆發後，《自由中國》被查禁，殷海光也因此成為當局的眼中釘。儘管面臨巨大壓力，他仍勇敢地與夏道平、宋文明聯名發表聲明，為雷震辯護。這種在風聲鶴唳中仍堅持正義的行為，充分體現了殷海光作為知識分子的道德勇氣。
（三）晚年的迫害與抗爭
雷震案後，殷海光的處境日益艱難。1964年，國民黨停止了他的國家長期發展科學補助金，這筆每月六十美元的補助佔他最低生活費用的一半。隨後，當局又查禁了他的重要著作《中國文化的展望》，使其版稅收入完全中斷。
1966年，迫於政治壓力，台灣大學終止了對殷海光的聘任。從此，這位傑出的哲學家失去了最心愛的教學工作，生活陷入困頓。更令人髮指的是，當局甚至不允許國際知名學者海耶克與殷海光會面，並派特務對他進行嚴密監視。
面對種種迫害，殷海光並未屈服。他在1965年9月14日修正《到奴役之路》譯者代序時，寫下了那段著名的蠟燭比喻，表達了對自由理想的堅持與對後繼者的期望。這種在絕境中仍不放棄希望的精神，正是殷海光留給後世最珍貴的遺產。
1969年9月16日，殷海光因胃癌病逝於台大醫院，享年僅四十九歲。他的一生雖然短暫，但其對自由民主理念的堅持與為此付出的代價，深深震撼了當時的台灣社會，也為後來的民主運動提供了重要的精神資源。
▲ 殷海光故居，作者拍攝
台大哲學系事件：學術自由的浩劫
（一）事件的政治背景
1970年代初期，台灣面臨外交上的連番挫敗：被迫退出聯合國、美國總統尼克森訪問中國大陸、與日本斷交，以及釣魚台主權爭議等問題。在這種內外交困的情況下，學生的民族主義情緒日益高漲，保釣運動蓬勃發展，這引起了國民黨當局的高度警惕。
為了防止校園中的改革聲浪擴大為學生運動，當局決定對大學進行全面整肅。台大哲學系因為聚集了一批具有自由主義思想的學者，自然成為整肅的重點目標。這一事件的背景，實際上反映了威權政府對知識分子獨立思考能力的深度恐懼。
（二）陳鼓應：從尼采、老莊思想到後期政治立場之改變
陳鼓應（1935–）是台大哲學系事件的核心人物之一。他於1956年入讀台灣大學哲學系，師從殷海光與方東美。其學術路徑從尼采存在主義轉向老莊詮釋，認為莊子的「逍遙遊」與尼采「超人」相通，並將《易傳》視為道家典籍。此一觀點在學界頗具爭議，因《易傳》本屬義理詮釋，而非道家原典。更值得關注的是，陳氏思想立場的顯著轉變：1970年代初參與保釣運動時，曾與王曉波參加「民族主義座談會」，與學生馮滬祥發生衝突。隨後，兩人被警備總部以「為匪宣傳」的罪名拘留，雖然一天後獲釋，但已埋下了被整肅的種子。在「民族主義座談會」中提出「以三民主義號召中國統一」的主張，顯示其早期統一立場仍以中華民國為基調。然而，1984年起轉往北京大學任教長達13年，期間在1989年天安門事件中公開支持學生運動而遭停職。
1997年雖獲台大平反復職，但退休後再度前往北京大學擔任人文講座教授至今，並擔任中華全國台灣同胞聯誼會顧問，該組織為中共對台統戰機構。其學術生涯後期長居大陸，不僅遠離了早期的台獨理念，反而成為促進兩岸統一的文化使者，這種從反威權到親中統派的身份轉換，實令人深思其知識人立場之變遷軌跡
（三）王曉波：從保釣到統派的轉變
王曉波（1943-2020）是台大哲學系事件的另一位重要當事人。他早年以「茅漢」為筆名與王順合共同撰寫〈保衛釣魚台〉一文，點燃了海內外的保釣運動。
王曉波的家庭背景頗為特殊。他的母親章麗曼是中共地下黨員，1953年因叛亂案被槍決於馬場町，父親也因「知匪不報」被判處有期徒刑七年。這種家庭悲劇使王曉波對白色恐怖有著切身的體驗，也影響了他後來的政治立場。
在台大哲學系事件中，王曉波與陳鼓應同樣遭到解聘。直到1997年哲學系事件獲得平反，他才得以重返台大任教。值得注意的是，王曉波後來成為統派的重要人物，創辦《海峽評論》雜誌，並在馬英九政府擔任大陸政策主要顧問，其角色轉變顯示從學術到實務的深刻落差，與其早期反威權立場形成強烈對比。
其他哲學知識人的反抗軌跡
（一）林茂生：二二八事件中的哲學先驅
林茂生（1887-1947）是白色恐怖時期第一位遇難的哲學家。他畢業於東京帝國大學，後赴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深造，1929年取得哲學博士學位，成為台灣人獲得哲學博士的第一人。
林茂生的哲學思想融合了日本儒學、西方哲學與基督教文化的影響，體現了多元文化背景下的獨特視野。戰後，他積極參與社會活動，創辦《民報》，並代理台灣大學文學院院長職務。然而，這位傑出的哲學家在二二八事件中慘遭殺害。1947年3月11日，林茂生被身份不明的特務以「大學校長有請」為由帶走，從此一去不復返。他的遇難不僅是台灣哲學界的重大損失，更象徵著本土哲學傳統的斷裂。
（二）高執德：佛教哲學家的悲劇命運
高執德（1896-1955）是一位特殊的哲學人物。他早年任職公學校，後因母逝出家於台南開元寺，法號證光。他曾赴日本駒澤大學深造，回台後致力於僧伽教育，主張「在家佛教」。
高執德的哲學思想具有濃厚的人文關懷色彩。他不僅關注佛教義理的闡述，更致力於佛教的現代化與社會化。1948年，他在開元寺創辦「延平佛學院」，推動僧伽教育的改革。
然而，高執德最終也未能逃脫白色恐怖的魔爪。1954年5月，他從日本迎請《大正藏》回台，當晚即遭保密局人員逮捕。一九五五年八月三十一日，他以「連續藏匿叛徒」、「明知為匪諜而不告密檢舉」等罪名被槍決。這位主張慈悲與和平的佛教哲學家，最終成為政治鬥爭的犧牲品。
（三）陳智雄：台獨理念的哲學詮釋
陳智雄（1916-1963）雖然不是職業哲學家，但他對台灣獨立理念的哲學思考具有重要意義。他畢業於東京外語大學，精通多國語言，曾參與印尼獨立運動，後投身台灣獨立運動。
陳智雄的政治思想具有明顯的哲學色彩。他不僅從現實政治的角度論證台灣獨立的必要性，更從文化認同與民族自決的哲學高度闡述台獨理念的合理性。他認為，台灣人民有權決定自己的政治命運，這是基本的人權原則。
1963年5月28日，陳智雄被國民黨政府槍決。
反抗的形式與特點
（一）思想啟蒙的持續進行
台灣白色恐怖時期哲學知識人的反抗，首先體現在思想啟蒙的持續進行上。儘管面臨嚴格的思想管制，這些哲學家仍然通過各種方式傳播自由民主的理念。
殷海光通過《自由中國》雜誌，持續發表政論文章，對威權統治進行犀利批評。他的文章不僅具有很強的現實針對性，更具有深刻的哲學思辨色彩，為台灣的民主運動提供了重要的理論資源。在雷震案爆發後，殷海光不顧個人安危，於1960年9月30日與夏道平、宋文明聯名發表共同聲明，公開表明不「規避」其言論責任，並將其言論「訴諸讀者的理智、常識和良心」，要求大眾對其言論作出公道評判。這種在白色恐怖威脅下仍敢於現身負責的態度，表現出相當的道德勇氣。
陳鼓應則通過學術研究的方式進行思想啟蒙。他對老莊哲學的現代詮釋，實際上包含了對個體自由與精神解放的深刻思考。這種以古典哲學包裝現代理念的做法，既規避了政治風險，又達到了啟蒙的效果。此外，陳鼓應還通過《大學雜誌》等刊物參與保釣運動的理論建構，該雜誌是台灣最早的保釣運動發聲管道之一，從1971年1月開始刊登相關文章，同時鼓吹自由主義，希望政府恢復人民政治自由。
方東美作為台大哲學系的重要教授，在教學中堅持融貫中西印三系哲學的理念，他開設的著名「人生哲學」課程，實際上是其未完成英文著作《生命理想與文化類型》的雛形，內容融合了中西印三系的宇宙觀、文化觀與人生觀，其中尼采的哲學也是重點之一。他認為哲學必須落實於文化層面去論述才更顯出其價值，甚至哲學的主要功能乃批導文化生態。更重要的是，方東美明確批判傳統中國文化的流弊，認為「中國學術之大患，就在於以政治統御學術，箝制思想自由」，這種對政治掛帥的批判，在威權時代具有重要的啟蒙意義。
（二）學術自由的堅持與捍衛
哲學知識人的另一種反抗形式是對學術自由的堅持與捍衛。儘管當局試圖將大學變成宣傳工具，但這些學者仍然堅持獨立的學術立場。
台大哲學系在殷海光、方東美等人的努力下，始終保持著相對自由的學術氛圍。學生們可以在這裡接觸到西方自由主義哲學，討論各種政治社會問題。這種學術自由的堅持，為台灣保存了珍貴的人文傳統。在保釣運動期間，台大各學生社團於1971年6月16日聯合舉辦「保釣座談會」，決議籌組「台大保衛釣魚台委員會」，於6月17日正式踏出校園到美、日大使館示威抗議，可謂白色恐怖後台灣學生第一次自發性的示威運動。
更值得注意的是，保釣運動促成了學生之間的串連，進一步激發學生追求言論自由與校園民主的運動。1971年10月15日，台大法代會主席洪三雄與陳玲玉主辦「言論自由在台大」座談會，首次以學生集體的力量檢討審稿制度。11月25日舉辦「民主生活在台大」座談會，觸及「開放學生運動」及「改選中央民意代表」等敏感議題，並於12月7日在台大體育館主辦「中央民意代表應否全面改選」的辯論會，從保衛釣魚台轉向要求台灣內部政治、社會改革的方向。
陳鼓應在台大哲學系事件中的表現更是學術自由捍衛者的典型。面對政治壓力，他堅持「對學校開刀，向社會進軍」的理念，通過各種座談會和學術活動推動校園民主化。即使在1973年被解聘後，被下放到政大國關中心期間，他反而更加專注於學術工作，大量閱讀中國出版的文史哲著作，完成了多部重要著作。這種在逆境中堅持學術的精神，體現了哲學知識人對學術自由的執著追求。
（三）道德勇氣的彰顯
哲學知識人的反抗還體現在道德勇氣的彰顯上。面對威權統治的壓迫，他們選擇了堅持原則而不是明哲保身。
殷海光在雷震案後仍勇敢地為雷震辯護，儘管這將使他自己陷入更大的危險。1960年9月30日，當《自由中國》社論撰稿人殷海光、夏道平、宋文明發表共同聲明時，他們明知這種「現身」負責的態度可能招致更嚴厲的政治報復，但仍選擇承擔言論責任。這種在關鍵時刻不計個人得失的行為，充分體現了知識分子的道德責任感。
高執德面對特務的威脅，選擇了保護他人而不是自保。1954年5月，他從日本迎請《大正藏》回台，當晚在台南慎德堂舉行安藏典禮後即遭保密局人員逮捕。根據已解密的檔案顯示，高執德被控「連續藏匿叛徒」、「明知為匪諜而不告密檢舉」等罪名，實際上是因為他曾收留一些政治逃亡者在開元寺暫住。面對酷刑審訊，高執德選擇承擔責任而非出賣他人，最終於1955年8月31日被槍決於馬場町。這位主張慈悲與和平的佛教哲學家，用生命詮釋了甚麼是道德勇氣。
陳智雄在法庭上堅持以台語應訊，表達了對台灣文化的認同。1963年5月28日被槍決前，他高呼「台灣獨立萬歲！」，體現了為理想而獻身的哲學精神。他的遺書中寫著「我是為台灣人而死」，這句話成為台獨運動的重要精神象徵。
更為突出的是，這些哲學知識人在日常教學與學術活動中展現的道德勇氣。陳鼓應在1972年參加「民族主義座談會」時，面對學生馮滬祥的挑釁與鼓譟，仍堅持發表激烈的愛國言論，拒絕因政治壓力而妥協。王曉波則以「茅漢」筆名與王順合共同撰寫〈保衛釣魚台〉一文，點燃了海內外的保釣運動，儘管明知這將招致政治風險。
這些看似微小的舉動，實際上都是對威權統治的有力抗議。它們共同構成了台灣白色恐怖時期哲學知識人反抗的重要特徵：在思想啟蒙、學術自由與道德勇氣三個層面上，這些哲學家用自己的行動詮釋了知識分子的社會責任與歷史使命。
反抗的代價與意義
（一）個人層面的慘重代價
台灣白色恐怖時期哲學知識分子的反抗付出了慘重的代價，這些代價不僅體現在生命的消逝，更深刻地影響了整個知識階層的存續與發展。許多人失去了生命，更多的人失去了工作、自由和尊嚴，形成了哲學史上罕見的思想災難。
生命的直接犧牲與精神折磨
殷海光在人生的最後幾年中，不僅經濟困頓，身心也承受著巨大的壓力，最終英年早逝。據李敖回憶，殷海光「每天講到蔣介石就生氣呀，氣到胃痛，飯菜都沒辦法喫，最後生病得了胃癌」，醫學研究證明壓力是胃癌很大的誘因，殷海光的病逝「很有可能跟這種壓力與憤怒有關」。這種「憤恨而卒」不僅是個人悲劇，更反映了威權體制對知識分子精神世界的系統性摧殘。
林茂生、高執德、陳智雄等人更是直接付出了生命的代價。這些悲劇提醒我們，自由民主的獲得往往需要巨大的犧牲。根據國史館的統計分析，戰後台灣白色恐怖「命令重於法律，任何人可能因為一件無心小事，而被羅織入獄；政治犯在社會上是被孤立的；寒蟬效應，知識分子大多不敢任意發聲」，這種國家暴力的普遍性使得哲學界幾乎無人能夠倖免於難。
學術生涯的中斷與流亡
即使是那些倖存下來的學者，也承受了長期的政治迫害。陳鼓應被迫離開台大二十四年之久，直到1997年才得以復職。這種漫長的流亡生涯，對任何一個學者來說都是巨大的痛苦。台大哲學系事件中，有八名教師受到不續聘處分，哲學研究所停止招生一年，「政府欲以此事打擊台大長久以來的學術自由甚為明顯」。這種系統性的學術整肅不僅摧毀了個人職涯，更切斷了哲學知識的傳承鏈條。
更深層的是，這種迫害造成了哲學界的「寒蟬效應」。許多學者為了保全自身，選擇沉默或轉向相對安全的研究領域，使得台灣哲學在相當長的時期內失去了批判精神與現實關懷。如白色恐怖研究所指出，「白色恐怖時代，知識分子大多不敢任意發聲」，這種自我審查的普遍化，實際上是威權統治最為成功的控制手段。
（二）對台灣社會的深遠影響
儘管付出了慘重代價，但這些哲學知識分子的反抗對台灣社會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他們的思想與行動為後來的民主運動提供了重要的精神資源，成為台灣民主轉型過程中不可或缺的思想基礎。
自由主義思想的播種與傳承
殷海光的自由主義思想啟發了整整一代的知識分子，許多後來的民主運動領袖都受到他的影響。他被《中國季刊》推崇為「臺灣自由主義思想的領袖」，為台灣自由主義的開山人物與啟蒙者。殷海光通過翻譯海耶克《到奴役之路》等重要著作，將當代自由主義思潮同步引進台灣，「他採取現代社會科學的概念和邏輯分析方法，為近代中國文化變遷提出宏觀詮釋與前景思考」。
陳鼓應等人在台大哲學系培養的學生，也成為推動台灣民主化的重要力量。保釣運動的重要意義在於「打破了台灣白色恐怖對知識分子心理上的宰割，因為在此之前沒有人敢公開站出來指出蔣介石或蔣經國什麼事情做得不對」，這為後續的民主運動開創了先例。
價值觀念的重新塑造
更重要的是，這些哲學知識人的犧牲喚醒了台灣社會對自由民主價值的認識。他們用自己的行動證明，即使在最黑暗的時代，人的尊嚴與自由仍然是值得捍衛的最高價值。正如1997年台大哲學系事件獲得平反時所彰顯的，「重現歷史真相謳歌自由先聲」成為社會共識，這種價值重構為台灣的民主鞏固提供了深厚的思想土壤。
台灣白色恐怖的文學見證研究指出，白色恐怖「之為一種國家暴力，是解嚴後台灣社會揮之不去的集體記憶，同時也顯露了種種創傷的癥候」。這些哲學知識人的抗爭經歷成為集體記憶的重要組成部分，不斷提醒社會珍惜來之不易的民主自由。
（三）對哲學學科的貢獻
台灣白色恐怖時期哲學知識人的反抗，也為哲學學科本身做出了重要貢獻。他們證明了哲學不僅是象牙塔中的抽象思辨，更是與現實生活密切相關的實踐智慧，從根本上重新定義了哲學的社會功能與學科責任。
哲學社會責任論的確立
這些哲學知識人的經歷表明，真正的哲學必須關注人的生存境況，必須對社會的不公正現象進行批判。他們用自己的行動詮釋了甚麼是「哲學的責任」，為後來的哲學工作者樹立了典範。正如當代對哲學公共參與的反思所指出，「哲學自誕生之日起，便承載著雙重使命：對智慧的追求與對社會的責任」，台灣白色恐怖時期的哲學家們正是這種雙重使命的典型體現。
殷海光提出的「科學的人本主義」，主張「知識分子應以究極知識和真理為追求，為人類趨向良善的生活而致力」。這種理念不僅影響了台灣哲學界，更成為華人世界哲學發展的重要指導原則。他強調哲學家不應該僅僅是真理的探索者，更應該是社會正義的捍衛者與人類解放的推動者。
學術傳統的保存與創新
同時，他們在艱難條件下堅持學術研究的精神，也為台灣哲學界留下了寶貴的學術遺產。殷海光的邏輯學研究、陳鼓應的道家哲學詮釋等，都成為台灣哲學發展的重要基石。殷海光的《邏輯新引》「以對話方式介紹邏輯基本原理與法則，深入淺出」，不僅具有知識學習的價值，更展現了「如何將邏輯轉化為闡揚自由主義，批判各種不合理權威的利器」。
台灣哲學在這一時期的發展，呈現出獨特的「本土化」與「現代化」並行的特徵。從林茂生的實用主義教育哲學、林秋梧的左翼佛學，到洪耀勳的風土文化觀、廖文奎的政治哲學，這些哲學知識人在極其困難的條件下，仍然努力建構具有台灣特色的哲學體系。雖然「受到太平洋戰禍與戰後白色恐怖時期政治情勢丕變，許多先哲思想與文獻或遭查禁或散佚海外」，但這些努力為後來台灣哲學的復興奠定了基礎。
哲學教育模式的革新
更重要的是，這一時期的哲學知識人們創立了一種新的哲學教育模式，將純粹的學理探討與現實關懷緊密結合。殷海光在台大「講學如傳教士般熱忱，極具說服力，深受學生愛戴，演講總是座無虛席」，這種教學風格不僅傳授了哲學知識，更培養了學生的批判精神與社會責任感。
方東美的「人生哲學」課程「融合了中西印三系的宇宙觀、文化觀與人生觀」，並且「明確批判傳統中國文化的流弊，認為『中國學術之大患，就在於以政治統御學術，箝制思想自由』」。這種對政治掛帥的批判，在威權時代具有重要的啟蒙意義，為台灣哲學教育確立了獨立自主的學術品格。
這些哲學知識人的抗爭與犧牲，最終匯聚成台灣民主化進程中的重要精神力量。正如研究者所指出，殷海光等人「遺留給後世的思想遺產如一粒麥子，落地結出更多子粒來，生生不息，鼓舞人們走向更自由民主的道路」。他們的犧牲不僅是個人的悲劇，更是整個時代的見證，提醒我們在任何情況下都不能放棄對真理、正義與自由的追求。
台灣經驗對香港哲學知識人的啟示
回望台灣白色恐怖時期哲學知識人的掙扎與抗爭，其經驗對今日面臨國安法壓迫的香港哲學界具有深刻的啟發意義。在新時代的白色恐怖陰霾下，香港哲學知識人應當如何自處，如何在保存自身的同時延續思想火種，成為亟待思考的現實課題。
首先，台灣經驗告訴我們，在極權壓制下，哲學知識人必須做出艱難的選擇。如殷海光所言：「做人要有骨氣，不能向惡勢力低頭」。今日香港哲學人面對的處境更為嚴峻，但仍可從台灣前輩的經驗中汲取智慧：堅持學術良知與批判精神，即使在最黑暗的時刻也不放棄對真理的追求。
其次，台灣哲學界在白色恐怖期間採取的「內在超越」策略值得借鑑。當直接的政治批評變得不可能時，香港哲學知識人可以通過深化理論研究、培育學生思辨能力、在課堂中潛移默化地傳播自由思想等方式，維護哲學的批判本質。正如業師勞思光先生所強調的，在威權體制下最重要的是「不要成為幫兇」，保持內心的獨立與清醒。
再者，國際聯繫與海外發聲的重要性不容忽視。台灣哲學界最終能夠走出白色恐怖，很大程度上得益於國際學術界的關注與支持。香港流亡學者應當善用國際平台，在海外延續香港的哲學學術傳統，同時為留在本地的同行提供精神支持與實質幫助。
最後，台灣經驗也提醒我們，思想的傳承需要耐心與毅力。如殷海光的「蠟燭」比喻所示，一代人的犧牲是為了點燃下一代人的理想之火。香港哲學知識人應當著眼長遠，通過各種可能的途徑培養年輕一代的哲學素養與批判精神，確保香港哲學傳統不會在黑暗中斷絕。歷史告訴我們，專制的長夜終將過去，而那些在黑暗中堅持點燃思想之燭的人，必將成為新時代的引路者。
張燦輝
流亡哲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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