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哲學的雙重使命與香港的現實困境
哲學自誕生之日起，便承載著雙重使命：對智慧的追求與對社會的責任。然而，隨著現代大學制度的確立與學科專業化的深化，哲學逐漸退縮到所謂的「象牙塔」之中，與公共生活漸行漸遠。這種疏離不僅背叛了哲學的本質，更在全球化、數字化與民主危機的時代背景下，使哲學失去了其應有的社會功能。我嘗試在這文章中，從古希臘的城邦哲學與當代法國的存在主義，以及香港當前的情況出發，闡述哲學參與公共事務的必要性與可能性，並結合香港哲學教育的衰落史，構建一套「參與哲學」的理論框架與現實批判。
我寫這篇文章懷著不安與鬱結的心情。這不是一篇嚴格學術論文，不是在學術期刊經過評審而刊出，因此沒有詳細註釋。但因為我身處自由之地，仍然擁有學術言論和發表的自由，也受英國法治免於恐懼自由的保護，相對仍然身在「新香港」白色恐怖下不敢發言的朋友，我仍是可以說出真話，這也是我在上篇談流亡知識人的責任與自覺，同時亦是傅柯在1983年的柏克萊講座《無懼言說》(Fearless Speech) 中強調一種說真話的勇氣，倫理承擔和挑戰權力的實踐。
在當代社會，技術理性主導著公共討論，而價值理性則被邊緣化。政治決策往往基於技術專家的意見，而缺乏哲學層面的深度思考。同時，媒體碎片化與社群媒體的興起，使得公共論述趨於表面化與極化。在這樣的背景下，哲學若繼續固守學院圍牆，將無法履行其啟蒙民智、深化思辨的歷史使命。更重要的是，哲學的缺席可能導致公共理性的進一步萎縮，使社會失去對根本價值問題的反思能力。
古希臘的公共哲學傳統₁
蘇格拉底：街頭的哲學家
蘇格拉底是哲學史上第一個真正意義上的「哲學知識人」。他拒絕在私人場所收費教學，而選擇在雅典的廣場、體育館與浴場與各階層民眾對話。這種選擇具有深刻的哲學意義：真理不是少數人的專利，而是在公共對話中逐漸顯現的。蘇格拉底的「無知之知」不僅是一種認識論立場，更是一種公共參與的方法論。透過不斷的質疑與反駁，他揭示了人們日常觀念中的矛盾與模糊，促使公民對基本價值問題進行深入思考。
蘇格拉底的公共哲學實踐具有三個重要特徵：首先，它是開放性的，任何人都可以參與對話，不論其社會地位或教育背景。其次，它是批判性的，通過質疑既定觀念來推進思考。最後，它是建構性的，雖然蘇格拉底聲稱自己無知，但他的對話實際上引導人們走向更深層的理解。這種方法對於現代公共哲學具有重要啟示：哲學家不應該以真理的擁有者自居，而應該作為公共對話的促進者，幫助社會在價值衝突中找到共識或至少達成相互理解。
蘇格拉底的死亡更是對公共哲學意義的最好詮釋。他因為「腐蝕青年」與「不信神」的罪名被判死刑，但實際上，他的真正「罪過」是對傳統權威的質疑與對民眾理性的喚醒。在法庭上，蘇格拉底堅持認為自己的哲學活動是對城邦的最大貢獻，因為它促使公民反思生活的意義與價值。他寧願死也不願放棄這種公共使命，充分展現了哲學家的道德勇氣與社會責任感。
雅典民主制度中的哲學精神
雅典民主制度為哲學的公共參與提供了制度保障。在雅典，每個成年男性公民都有參與公民大會的權利與義務。這種直接民主制度要求公民具備獨立思考與公共發言的能力。哲學正是在這種背景下發展起來的，它為公民提供了理性分析與價值判斷的工具。
雅典的公民教育特別重視修辭術的訓練，但這並非簡單的說話技巧，而是包含邏輯推理、價值論證與公共表達的綜合能力。智者學派雖然受到柏拉圖的批評，但他們確實為民主政治提供了重要的智識資源。他們教授公民如何在法庭與議會中進行有效的論證，如何分析複雜的政治問題，如何在價值衝突中找到平衡點。這種教育實際上是哲學教育的一種形式，它將抽象的哲學原理轉化為具體的公民實踐。
雅典民主的一個重要特徵是「公民發起者」制度，即任何公民都可以在公民大會上提出議案、發起訴訟或向議事會提出建議。這種制度體現了古希臘人對個體理性與公共參與的信心。同時，它也要求公民承擔相應的責任：如果提案被證明是有害的，提案者必須承擔後果。這種權利與責任的結合，正是哲學參與公共事務的基本原則。
柏拉圖與亞里斯多德的政治哲學
柏拉圖雖然對雅典民主持批判態度，但他的《理想國》實際上是對政治哲學最深刻的探討之一。柏拉圖提出的「哲王」理念並非簡單的精英主義，而是對政治領導者道德品質與智識能力的要求。在他看來，政治權力必須與哲學智慧相結合，才能實現真正的正義。雖然這種理想在現實中難以實現，但它提出了一個重要問題：政治決策應該基於甚麼樣的原則與標準？
亞里斯多德則採用了更加實際的方向。他提出「人是城邦動物」(zoon politikon) 的著名論斷，認為個體只有在城邦共同體中才能實現其本質。這種觀點將政治參與視為人類實現自我完善的必要途徑。亞里斯多德強調，政治不僅是權力的分配，更是價值的實現與德性的培養。公民通過參與公共事務，不僅為城邦做出貢獻，也實現了個人的發展與完善。
1 參看 Christopher P. Long, Socratic and Platonic Political Philosophy: Practicing a Politics of Reading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4)
當代法國的存在主義與參與精神
沙特的參與哲學₂
沙特 (J. P. Sartre) 的「參與」(engagement) 概念具有深刻的哲學內涵，其根源可追溯至他對人類存在結構的分析。在他看來，參與不是可選擇的，而是人的存在結構所決定的。每個人都處在特定的歷史情境中，面對著具體的社會問題，不選擇本身也是一種選擇。知識分子作為掌握話語權的群體，更有責任對社會問題表明立場。沙特批評那些聲稱「中立」或「超越」的知識分子，認為他們實際上是在為現狀辯護。
沙特的政治參與理論強調知識分子的「參與」責任。他認為，無論是研究哲學，還是從事文學創作，其目的都是為了改善人類對自身的認知，以維護人的尊嚴與自由。這種參與並非純粹的政治立場表達，而是基於存在主義哲學中「存在先於本質」的核心理念——人必須為自己的存在承擔完全的責任。
沙特本人就是公共哲學家的典型代表。他不僅在學術界享有崇高聲譽，更積極參與公共辯論。無論是對阿爾及利亞戰爭的反對，還是對1968年五月風暴的支持，他都以哲學家的身份提出了具有影響力的觀點。更重要的是，他總是以理性論證的方式參與公共討論，體現了哲學家應有的智識品格。
在對阿爾及利亞獨立戰爭的立場上，沙特的表現尤其值得注意。1954年，沙特公開反對法國和阿爾及利亞的戰爭，支持秘密發行的出版物《為了真理》，並在《關於在阿爾及利亞戰爭中有權不服從命令的宣言》（因為簽名者共有121人，又稱為《121人宣言》）上簽名。同時又發表《左派應該與阿爾及利亞民族解放陣線聯合起來》的演講，當局因此指控其「有害國家安全」。沙特堅持認為，阿爾及利亞人正在「反對種族隔離和日常生活鬥爭中」塑造他們自己的人格，反對卡謬那種認為殖民主義增進原住民人格尊嚴的論調。
沙特對越南戰爭的反對同樣體現了其參與精神。1960年代，美國介入越南戰爭，沙特堅決反對，並以執行主席的身份參加了一個審判美國在越南的戰爭罪行的法庭，法庭的名譽主席是英國哲學家羅素。這種超越國界的正義關懷，充分展現了存在主義哲學家的道德勇氣與全球視野。
1968年的五月風暴期間，沙特與波伏娃等人發表了支持學生行動的聲明，並前往大學發表演講。風暴過後，沙特繼續同左派分子保持聯繫，參加了無產階級左派所辦的報紙，並上街散發。1973年，沙特又擔任了另一份左派報紙《解放報》的主編。這些行動清楚地表明，沙特並非只是在理論層面談論參與，而是身體力行地實踐著知識分子的公共責任。
卡繆的反抗哲學₃
卡繆 (Albert Camus) 雖然拒絕被歸類為存在主義者，但他的哲學同樣體現了對公共事務的深切關懷。卡繆的「荒謬」概念描述了人類理性需求與世界非理性現實之間的根本衝突。面對這種荒謬，人們有三種選擇：自殺、哲學自殺（通過宗教或意識形態逃避）或反抗。卡謬選擇了反抗，即在承認荒謬的前提下，仍然堅持人的尊嚴與價值。
卡繆的荒謬哲學並非導向虛無主義，而是指向積極的反抗精神。他將笛卡兒「我思故我在」(Cogito ergo sum) 的表述，從個人認識的確定性出發，當被周遭虛無的空氣所孤立時，呼喚著自己當下行動的勇氣、推向集體性，而說出「我反抗，所以我們存在」(je me révolte donc nous sommes)！這種從個人反抗到集體存在的轉換，體現了卡謬哲學的公共性質。
卡繆在其劇作《正直的人》(Les Justes, 1949) 中，通過俄國社會革命黨刺殺沙皇大公的真實故事，闡述了反抗的倫理原則。主人翁卡利亞耶夫第一次因為看到大公的小孩在旁邊而放棄謀殺，第二次成功後被捕，寧願被處死也拒絕說出同黨之名。這種拒絕「不擇手段」，拒絕為了自我保存而接受「私利的誘惑」的立場，正是卡繆反抗哲學的精髓——對抗著荒謬、反抗那些讓正直妥協的虛無力量。
反抗者珍惜那個真正存在的孤獨感，在孤獨的反思中，接受這個世界荒謬的必然性，同時冷笑著意識到自己單單重複地說「這個世界是荒謬」的荒謬及無聊時，才可能是從個人孤立性拉拔出來的契機。反抗不見得會成功，就像卡繆筆下的薛西弗斯永無止境地推動著大石頭，面對宿命的荒謬，需要快樂地保持自己的正直，並在一代代傳遞的「反抗」精神。
在《反抗者》(L’Homme révolté, 1951) 中，卡繆進一步發展了他的反抗哲學。面對荒謬，卡謬提出三種可能：反抗 (la révolte)、自由 (la liberté)、熱情 (la passion)，最重要的是反抗，清醒地認識生命的無意義，然後接受這種無意義，而非逃離或否定它。反抗意味著我們不應該接受任何試圖調節荒謬的努力，這也是面對荒謬唯一合乎邏輯的立場。
卡繆的反抗哲學具有重要的政治和社會意義。他強調知識分子應該承擔起道德責任，在一場有沙特、馬爾羅 (André Malraux)、庫斯勒 (Roger Caillois) 參加的討論會上，卡繆問道：「你們不覺得我們都應對價值虛無負責任嗎？假如我們都沒有為任何高於我們的事物說話，那麼這個世界還有甚麼希望？」這種對知識分子道德責任的強調，使卡繆成為戰後法國重要的公共知識分子，被譽為「法國的良心」。
哈貝馬斯的公共理性理論₄
哈貝馬斯 (Jürgen Habermas) 代表了德國法蘭克福學派第二代的重要思想家，他的公共領域理論和溝通理性為當代政治哲學提供了重要的理論基礎。哈貝馬斯繼承了鄂蘭 (Hannah Arendt) 關於公共領域作為政治行動場所的思想，但進一步發展為以達成共識為目標的溝通理性理論。
哈貝馬斯所謂的公共領域，指的是「政治權力之外，作為民主政治基本條件的公民自由討論公共事務、參與政治的活動空間」。這個空間必須滿足「公開」、「自由」與「平等」三個條件，使得社會發展能夠獲得指引，公共政策得以完善。公共領域最關鍵的含義，是獨立於政治建構之外的公共交往和公眾輿論，它們對於政治權力具有批判性，同時又是政治合法性的基礎。
在《溝通行為理論》(Theorie des kommunikativen Handelns, 1981) 中，哈貝馬斯提出了「溝通理性」(Kommunikative Vernunft) 的概念。為達到「有效溝通」，人們溝通的過程與內容必須同時符合四項要素：真實性 (propositional truth)、正當性 (normative rightness)、真誠性 (subjective sincerity) 以及可理解性 (comprehensibility)。在符合這些條件下進行的溝通，意見會在一來一往的過程不斷修正，而最終產出的結論會逐漸接近「真理」。
哈貝馬斯本人就是公共哲學家的典型代表。他不僅在學術界享有崇高聲譽，更積極參與公共辯論。無論是對歐洲一體化的討論，還是對生物技術倫理的思考，他都以哲學家的身份提出了具有影響力的觀點。更重要的是，他總是以理性論證的方式參與公共討論，體現了哲學家應有的智識品格。
在對歐盟問題的論述中，哈貝馬斯認為歐盟的當務之急，或者說，歐盟最終能否取得成功，關鍵取決於能否創立一種全體公民都能積極參與的政治文化，形成同一的歐洲政治公共領域。而歐盟的成功與否，又直接關係到哈貝馬斯等人所說的世界公民社會的前景。這種超越民族國家的全球公共領域構想，體現了當代哲學家對全球治理問題的深度思考。
哈貝馬斯的理論基礎上，1980年代還發展出了「審議式民主」制度，其意在補足託付給民意代表的「代議民主」中，政黨決策脫離民意的問題，以及單看投票結果的「加總民主」中，少數族群聲量不足的問題。然而，由於「審議式民主」將商討與辯論的結果納入決策考量，因此從哈貝馬斯的理論來看，參與討論的民眾必須要能打從心底接納不同觀點，而不是一心想著要辯贏對方，才能替問題找到真正的解答。
哈貝馬斯對現代公共領域的轉變表達了深刻憂慮。他認為，相較於歐洲過去的沙龍文化與咖啡廳文化，在工業社會來臨後，資本主義社會中的媒體落入了大型集團手中。在政治與經濟菁英掌權的情況下，一般民眾的發聲受到了限制，因此原本的「公共領域」淪為少數特權人士的發揮場域。這種結構性問題使得真正的溝通理性難以實現，公共領域面臨被金錢和權力殖民的危險。
儘管哈貝馬斯的「完美的溝通環境」與「理性的溝通民眾」的組合在部分人看來有理想主義的色彩，但此理想與現實之間的差距正是哈貝馬斯的批判基礎，也是我們在推動社會進步時值得參考的指標。正如他自己所說，他在思想上是一個後黑格爾主義者，在政治上則是社會民主主義者，其有關主張在德國乃至歐盟的政治中發揮著重要作用。
從沙特的參與精神、卡謬的反抗哲學到哈貝馬斯的公共理性理論，我們看到當代法國與德國哲學家如何以不同的方式回應現代性的挑戰，堅持哲學的公共使命。他們的共同點在於拒絕將哲學局限於象牙塔內，而是積極介入公共事務，以理性的力量對抗各種形式的壓迫與異化，為民主政治和人類尊嚴提供哲學基礎。
2 參看 T. Storm Heter, Sartre’s Ethics of Engagement: Authenticity and Civic Virtue (Continuum, 2006)
3 參看 Daniel J. Bowker, Albert Camus and the Political Philosophy of the Absurd: Ambivalence, Resistance, and Creativity (Lexington Books, 2014)
4 參看 Craig Calhoun (ed.), Habermas and the Public Sphere (MIT Press, 1992)
香港中文大學哲學教育的衰落史——從理想主義到學術殖民
以上論述古希臘和法國思想家對哲學知識人參與公共事務的責任，是以此為基礎，審視香港近代哲學教育的歷史文化背景，嘗試分析理解香港的幾代哲學學者和教授為何或不能履行實踐如上章所闡述的哲學知識人的責任。
第一期：「南來避秦的哲學家」時代
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的七十多年歷史，實際上就是一部從文化理想主義逐步衰落為學術產業的悲劇史。這個軌跡不僅反映了香港哲學教育的內在矛盾，也折射出學術殖民主義在不同歷史階段的演進形態。
「南來避秦的哲學家」時代，以唐君毅、牟宗三等新儒家大師為代表。這些學者懷著深切的文化使命感來到香港，他們雖然是政治難民，但內心燃燒著重建中華文化的理想火焰。唐君毅先生終生未能回到故鄉，卻在香港建立了完整的哲學體系；牟宗三先生以其深厚的學養為中國哲學的現代化奠定了基礎。他們的哲學不是為了職業發展，而是為了文化傳承；不是為了國際聲譽，而是為了民族精神的延續。
從學術成就來看，這一時期的新儒家學者創造了令人矚目的成果。他們的代表作品包括牟宗三的《心體與性體》和《智的直覺與中國哲學》，唐君毅的《中國哲學原論》，這些作品雖然處理中國哲學問題，但採用了與傳統中國哲學截然不同的風格，運用西方哲學的概念工具、哲學方法和框架來闡釋、重構和為傳統儒家哲學辯護。唐君毅逝世前的兩卷《生命存在與心靈境界》可能是上世紀華語界最重要的哲學著作。
然而，即使在這個理想主義的黃金時代，問題的種子就已經埋下。這些南來學者對香港本土缺乏真正的關懷，香港對他們而言只是暫時的居留地，而非安心立命之所。他們的文化關懷停留在抽象的中華文化層面，對具體的香港社會現實缺乏深入的反思和批判。這種「過客心態」為後來哲學教育與本土社會的脫節埋下了伏筆。
第二期：「台灣留美哲學教授」時代
第二期的「台灣留美哲學教授」時代，標誌著香港哲學教育開始向專業化和國際化轉型。劉述先、何秀煌、石元康等學者帶來了美式教學和學術研究方法。劉述先作為第三代新儒家學者，於1981年正式加入中文大學哲學系。其後擔任系主任和講座教授，將美式哲學課程和制度轉移到中文大學，對比於香港大學的英國牛津劍橋式的哲學系，中大成為差不多全是華人教授哲學的哲學系。自始中大和港大是兩個完全不同哲學傳統：中大在新界沙田，而港大則在港島薄扶林，遙遙相對，幾十年來兩系甚少來往。石元康於1980年加入，成為第一個向中文學術界介紹約翰·羅爾斯正義理論的學者，影響了不少以後在香港和大陸的年輕政治哲學學者。石元康是繼劉述先後的系主任。
這種轉變在某種程度上是必要的，它使香港哲學教育與國際接軌，提升了學術水準。從1960年代到1990年代，中文大學哲學系的出版物主要使用中文，包括中國和分析哲學的著作。1988年，組織了第一次分析哲學會議，題為「分析哲學與科學哲學」，匯聚了來自香港、台灣和中國大陸的華語分析哲學家。然而，專業化的代價是哲學教育開始失去其文化使命感，教學逐漸成為「工作」而非「志業」。這一時期的學者大多將香港視為職業發展場所，而非需要承擔責任的故鄉，對香港沒有足夠的感染力和承諾。第二期的哲學教授在美洲接受博士學位教育，似乎不喜歡美國；台灣和大陸又不想回去，香港成了他們的「寄居地」而非「家園」。
值得注意的是，何秀煌和李天命在邏輯和批判思維教學方面做出了重要貢獻。由於中文大學的語言政策，這些主題的課程通常用中文教授。何秀煌和李天命在將相關理論概念和原理轉換為中文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李天命的《李天命的思考藝術》已重印60次，對提高香港對批判思維重要性的普遍認識產生了巨大影響。
劉述先的新儒學是新亞書院傳統。同期到崇基學院的勞思光與陳特，對中大哲學教育發展有很大貢獻。陳特老師對學生的關懷，他的哲學概論課循循善誘無數學生。勞先生的批判及開放精神，啟動學生對哲學思維的方向。他同時作為公共知識人，不畏權勢，積極評論時代，批評共產黨和國民黨。說哲學不是語言思想遊戲，是要落實到現世社會，是後學的典範。
第三期：「本土哲學系」時代
第三期是「本土哲學系」的時代，以關子尹、張燦輝、劉國英等香港本土學者為主導。這一時期最大的特點是將國際化與本土化結合，既保持了高水準的學術研究，又對香港本土社會保持了深切的關懷。關子尹作為第一位土生土長的香港人擔任哲學系系主任，標誌著香港哲學教育真正的本土化轉向。關子尹之後是張燦輝、王啟義、鄭宗義和張錦青，五位本土香港人擔任系主任。香港其他大學，香港大學和嶺南大學的哲學系從來沒有本土香港人當系主任。₅
在這個時期，中大哲學系創造了令人矚目的成就：建立了現象學研究中心和中國哲學與文化研究中心，舉辦了大量國際學術會議，出版書籍和期刊。更重要的是，這一時期的哲學系保持了與香港社會的有機聯繫，因為中大強調雙語教學，中大哲學系是全世界極少數可以用廣東話授課的大學哲學系，使用廣東話教授康德、海德格或沙特哲學。2003年創立《唐君毅訪問教授》計劃到今年，已邀請超過三十五名海外知名哲學教授來中大授課和演講一個月。在2004年創辦了以大部分香港人老師任教的哲學碩士課程，相信是唯一一個在香港的大學中以華語授課的兼讀哲學碩士學位課程。
這一期哲學系強調教學和研究由三個方向主導：中國哲學、歐陸哲學和英美分析哲學。課程和教授亦依這三個領域發展。
然而，第三期的成功掩蓋了一個根本性的結構問題：香港缺乏「香港哲學」，只有「哲學在香港」。與德國哲學、英國哲學、法國哲學不同，香港沒有內化的哲學傳統，這使得本土哲學特色的維繫變得極其脆弱。一旦外在政治環境發生變化，這種本土特色就會迅速消失。
第四期：「新香港的哲學系」時代
第四期是「新香港的哲學系」時代，標誌著香港哲學教育的全面去本土化和學術產業化。隨著關子尹、張燦輝等本土學者的退休，哲學系的領導權70多年來第一次不是由華人擔當，從2024年開始，由外來學者擔任系主任，其他教授也多來自大陸和歐美等地。
2020年國安法的實施，為這種去本土化進程提供了政治保障。批判性思考被限制在哲學內部運作，批評政府和大陸的思想不可以出現。教授們要小心不被指責為「教育界黑暴溫床」，部分教師學者被稱為「西方代理人，將反中的政治觀點帶入課堂」。₆ 在這種政治壓力下，哲學教育蛻變為「純粹」的學術研究，完全與現實政治脫節。
這種歷史軌跡展現了香港中大哲學教育的演變過程：從第一期的文化理想主義，到第二期的專業化轉型，再到第三期的本土化建立，然後演變為國安法後的第四期。本土香港教授慢慢退出，成為少數，其中兩位資深教授仍是承傳第三期的新儒學和歐陸哲學傳統，相信在不久將來也會退下來，其他是外國和大陸學者執教。自此之後，哲學系和之前三個時期可以分割出來，和港大和嶺大已沒有多大分別，對香港歷史文化沒有承擔感，對中大哲學系過去70年的傳統不需要認同。哲學系是純粹以出售哲學知識為工作。
5 本文探討香港中文大學，香港大學和嶺南大學三所大學的完備哲學系為對象。香港浸會大學有宗教與哲學系，但並沒有獨立的哲學系，是以不在這文章中討論。以筆者所知至少兩位本土香港人曾擔任系主任。香港其他的大學，如科技大學，恆生大學等肯定有教授哲學的老師，也因為沒有獨立哲學系，故不在探討之內。
6 穆家駿：「中大須清除反中亂港『學棍』」一文中，他明確指控何曉清等學者為「西方代理人」，文中寫道：「部分教師學者被稱為西方代理人，將反中的政治觀點帶入課堂」以及「利用仍潛藏在香港的大學中的西方代理人，以『學術自由』作包裝和保護傘，繼續對於中國內地和香港大肆抹黑」。2023年2月《文匯報》
學術僱傭兵現象與香港哲學界的殖民化
黃國鉅在其評論中尖銳地指出了香港的大學採用「學術嫁妝」策略：「一些新成立的大學，會採取所謂『學術嫁妝』的方法，短時間提高自己的排名：高薪從海外聘請一個有一百幾十多篇論文的大牌教授，數字上這個學系的研究成果就突然飆升，排名也連帶跳幾級」。₇
當我們深入審視今日香港各大學哲學系的人事結構時，會發現一個令人震驚的現實：本土學者已經基本上被排除在自己的土地之外，取而代之的是一群以學術為職業的「知識僱傭兵」。這些外來學者雖然學術能力不容質疑，但他們對香港本土社會缺乏基本的了解和關懷，更談不上承擔知識分子應有的社會責任。
黃國鉅曾經尖銳地指出，香港哲學系教授「幾乎清一色是外國人」，本地學者難以在自己的地方找到工作。這種現象不是偶然的，而是香港高等教育過度國際化政策的必然結果。大學管理層以國際排名為唯一導向，盲目追求所謂的「國際化」，實際上是在進行一場對本土知識傳統的系統性清洗。
這些外來學者的行為模式完全符合古代希臘智者學派的特徵：他們以販賣哲學知識為職業，只關心自身利益而不關心當地人的存在、文化或使命。蘇格拉底曾經批評雅典的智者唯利是圖，柏拉圖也批評他們只懂推銷知識。誠然，智者學派確實存在一些問題，如過分強調修辭技巧而忽視真理追求，以及某些成員可能存在的功利主義傾向。但將整個學派簡單地歸結為「唯利是圖」的知識販賣者，既不公正也不準確。他們的思想具有深刻的哲學意義和歷史價值。同樣地，今日香港的外來哲學教授雖然學術能力不容置疑，在他們的教學研究中仍然是追求真理，但他們對香港這個地方缺乏承諾，其實也不需要向香港本身有任何責任。隨時準備為更好的機會而離開而不覺得可惜。
更為嚴重的是，這種人事結構造成了知識生產的異化。這些外來學者的研究興趣多集中於西方哲學的技術性問題，與香港社會現實完全脫節。他們為了在國際期刊發表論文、申請國際研究經費、參與海外學術會議來維繫職業生涯，鮮少主動投入本地公共論述或批判「一國兩制」體制。語言問題進一步加劇了這種脫節。大部分外來學者不懂中文，更不用說廣東話，似乎因為香港廣東話太困難也不需要學習，所以沒興趣花時間去懂這種語言。是以他們無法與本地民眾建立有效溝通。即使是哲學系的課程，也逐漸從廣東話授課轉向英語或中英雙語授課，與香港日常語境日漸脫離。
在課程設置方面，這些外來學者主導的哲學系完全忽視了香港的歷史、文化和社會現實。中國哲學與香港相關議題不再被列為必修課，選修課也很少。哲學系課程大多集中於西方經典文本、當代歐美理論，忽視香港文化認同與本土哲學的生成。這種課程結構實際上是在進行一場文化殖民，用西方的知識體系取代本土的思維傳統。（待續）
7 參看黃國鉅 (2017). 評論｜黃國鉅：因國際化之名——哲學系是重災區. 《端傳媒》評論文集. 這篇是至今為止唯一文章批評香港哲學界的「學術僱傭兵」現象。
張燦輝
流亡哲學人
多謝支持《追光者》，GoFundMe：
https://www.gofundme.com/f/pulse-hk-pulse-hk-crowdfunding-a-new-platform
Thank you for your support 🪔
🌟加入YouTube頻道會員支持《追新聞》運作🌟
https://www.youtube.com/channel/UC5l18oylJ8o7ihugk4F-3nw/jo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