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跨境鎮壓無孔不入，就連號稱老牌民主國家的英國，也無法抵擋？！2025 年 3 月，流亡英國的前香港民主派區議員劉珈汶，就被英國警方要求「自我審查」與消失於公共場所。話說，劉珈汶的鄰居當日收到一封匿名信，呼籲他提供劉珈汶的行蹤線索，並指如果帶劉到中國大使館將可獲100萬港元懸賞。信件出現後幾天，泰晤士河谷警方主動上門聯絡劉珈汶，並要求其簽署「諒解備忘錄」，內容包括「避免出席公開集會」、「停止可能使她處於風險的行為」等。直至日前英國《衞報》報道此事，才引起國際媒體與人權團體廣泛關注。
根據報道，現為「香港民主委員會」（HKDC）高級國際倡議幹事的劉珈汶，對英國警方無異要求她「自我審查」的做法感到震驚，又質疑英國當局不保護她的言論和集會自由，反而將責任轉嫁到她本人身上。由於她當時感到別無選擇，只能同意警方要求簽署該份「諒解備忘錄」。不過，她強調，不會因此停止發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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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保護流亡人士呈現自我矛盾與道德模糊
表面上，警方的行為是出於「保護」目的，但這種行為實質上是否構成了對言論自由的侵犯？這一事件凸顯出英國作為民主國家，面對其他威權國家延伸出的跨境威脅時，其內部制度所呈現的自我矛盾與道德模糊。
第一，這反映了英國對自由價值的雙重標準。一方面，它標榜言論與集會自由，另一面卻以「風險管理」為名，要求異議人士自我審查。這種用技術語言包裝的干預手段，實則將政治噤聲制度化，顯示行政部門已習慣於「去政治化」的壓制話術。
第二，這也暴露出庇護國對流亡者責任的模糊界線。西方民主國家一方面接納流亡者、給予避風港的象徵意義，另一方面卻在外交壓力與本土安全政策之間搖擺不定。英國警方的做法，讓人不得不懷疑其是否默認中國國安法的治外法權，讓恐懼與壓迫延伸到倫敦街頭。
值得注意的是，這並非工黨政府時期的首例。早在 2019 年至 2020 年間，英國保守黨政府亦曾因國安考量，對包括藏人、人權組織代表以及中國異議人士施加簽證限制、干預公共活動。例如 2020 年，流亡藏人活動人士在國會外集會時，警方便以「外交敏感性」為由驅散聚會。
此外，2021 年英國警方亦曾對鄭文傑（Simon Cheng）提出「不建議出席具中資背景活動」的警告；而 2023 年，有揭露顯示 MI5 向大學校方發函，要求限制中國流亡學生的公開言論與社團活動。
從歷屆政府的作為來看，這並非某一政黨獨有問題，而是一種結構性現象：當「國家安全」與「外交現實」成為治理主旋律時，即便是民主制度亦可能走向自我壓縮的弔詭路徑。面對威權國家的「跨境鎮壓」，民主國家是否已開始「預先降噪」、主動清場？
歐洲社會恐成跨境打壓的「軟著陸地」
若我們從個案擴展視角，劉珈汶事件不只是香港或中國問題，而是一面鏡子，反映出英國乃至整個西方世界，是否已成為跨境威權打壓的「軟著陸地」。這些行動或許未出自直接命令，但在制度自保、外交妥協與風險管理的交錯下，竟開始逐步內化威權的控制邏輯。當異議者在庇護國內不再感到安全，當他們被鼓勵退出公共空間，那麼「庇護」的意義也將失去道德正當性。
相比起英國政府的做法，澳洲似乎在保障流亡港人方面更全面。根據《衞報》報道，現時定居澳洲的前法政匯思召集人任建峰，亦曾經遭受同類匿名信的滋擾。但澳洲警方處理任建峰時則視其為受害者，積極介入調查該匿名信事件，以維護其安全與言論自由，案件甚至由澳洲國內情報組織及澳洲聯邦警察聯手領導的「全國反外國干預專案組」調查。
我們必須問：英國境內的言論自由與庇護制度是否仍足以面對當代跨境打壓的複雜局勢？在北京的統戰與情報滲透日益強化的全球背景下，民主國家若不願重新檢視並堅守其核心價值，恐將一點一滴地失去對異議者的道德吸引力。面對此局，沉默與技術性管理都不是中立的選擇，而是一種實質的站邊。
劉珈汶事件應被視為一記警鐘：當民主國家以保護之名要求異議者噤聲，這不僅僅是人權個案，而是對自由制度核心價值的實質挑戰。我們需要問的，不是流亡者能否繼續抗爭，而是民主制度是否還敢讓他們開口。
作者：求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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