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報》前執董及副社長陳景祥周三（4日）在《明報》發表題為〈煽動罪劃出了什麼紅線？〉一文，直指《立場》案令新聞界「議論紛紛」，皆因煽動罪令人擔心媒體會因觸碰定義並不清晰的「紅線」而墮入法網，因而傾向少作批評、減少提出尖銳意見或指向公權力人物的評論，長此以往，新聞界的監督、揭露、制衡角色就會逐漸消失。
港府《基本法》23條立法反駁隊隊長、保安局局長鄧炳強即晚去信《明報》「回應陳景祥文章」，批評文中帶出一些錯誤的內容及觀點，特區政府並不認同，需嚴正指出其誤導之處以正視視聽。
《明報》周四（5日）刊出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李立峯的評論，指如果法庭在判決一宗關乎一個行業的案件時，在社會事實的問題上不盡考慮該行業本身的規範和認知，那麼判決對該行業以至了解該行業的人來說，是很難有說服力的，也可能會對行業帶來不必要的損害。
報道無罪 知情有價 請即訂閱《追新聞》：
https://www.patreon.com/thechasernews
陳景祥：新聞界沉默對香港是好事還是壞事？
目前是浸會大學冠名教授席計劃、黃應士傳媒倫理操守教授的陳景祥在《明報》「筆陣」撰文指，《立場》案涉及記者訪問、刊登評論文章、總編輯要承擔甚麼責任等新聞界每天在做的工作，這些工作在甚麼情況下會觸犯煽動罪，相信從事新聞工作的人都很想知道判決會給出一個甚麼答案。他以區域法院就《立場》案發出的「新聞摘要」作為導讀，指出法庭的的兩項裁決包括是：1）控方是否需證明有關刊物構成國安實際風險？2）發佈煽動刊物罪所需的犯罪意圖作出分析，認為第二點是發佈者蓄意煽動或罔顧煽動後果都可以定罪，應是案件最受受議的部份。他認為，是否「蓄意」、「罔顧後果」，倘要檢控，應要有嚴謹及清晣的舉證標準，令新聞界和公眾有所依循；而「新聞工作的守則是追尋真相，但真相一旦公諸於眾會引起甚麼後果，很多時候都不是新聞工作者可以控制」。
他質疑，傳統紙媒若牽涉誹謗官司，作者、總編、出版人都會成為被告；但《立場》案判決後，是否日後媒體也要對被訪者的政治觀點負責？或者說，訪問那些對政府批評甚烈的人就必須小心，因為其言論一旦觸犯煽動罪，記者、編輯也是承擔責任。由於《立場》案令媒體擔心因觸碰定義不清晣的「紅線」而墮入法網，因而傾向少作批評，「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因噤聲比較安全，長此後往，新聞界的監督、揭露、制衡角色就會逐漸消失。文末，他不禁反問：「試想，如果新聞界沉默，不敢發揮監督、制衡的功能，對香港是好事還是壞事？」
李立峯：沒見過學術研究文章把《立場》歸類為本土派媒體
李立峯則從「法律社會學」角度剖析《立場》案判詞，認為判詞至少分三種：法律原則、裁決事實，以及社會事實。區域法院國安法指定法官郭偉健在判詞中以頗多篇幅論述「時代背景」，指根據各種民調數據和實際發生的事件，而案件發生時社會狀況不穩、市民對政府信任度低，甚至接受暴力。李認為，當民怨沸騰時，媒體發表負面報道和批評政府的意見代表了甚麼？對新聞傳媒來說，媒體最重要的責任之一就是反映民意，「為民喉舌，是很多傳媒人的常識」。至於，傳媒所刊登各種文章之間的關係，新聞機構每天都發佈跟時事相關的訊息，而媒體在處理政治觀點的表述時，是會做某種整體考慮的。
對於《立場》11篇文章被列為有煽動意圖，李立峯認為，寫時評不是寫學術論文或法庭判決，沒必要考慮所有事實，而在開放社會裏，不同言論觀點自然會互相補足碰撞。至於，判詞指《立場新聞》的定位是本土主義，李表示沒見過關於香港網媒的學術研究文章把《立場新聞》歸類為「本土派媒體」。他得出的結論認為，《立場》案判詞對民情與媒體的關係、媒體運作的原則，以及時事評論的本質的理解，大抵跟新聞工作者和時事評論員的理解很不一樣。如果法庭在判決一宗關乎一個行業的案件時，在社會事實的問題上不盡考慮該行業本身的規範和認知，那麼可能會對行業帶來不必要的損害。
鄧炳強回應陳景祥的文章時指出，特區政府多次強調與其他司法地區一樣，所有人（包括傳媒）對政府提出的意見或批評只要是依法並基於事實，完全沒有問題。他還引用都市固體廢物徵費，以及公社科性教育教材為例，「社會各界都在客觀理性的基礎下自由發表不同觀點和意見」，香港市民（包括新聞工作者、評論員和專欄作家）一如既往依法享有和行使新聞和言論自由。最後，他寄望「特別是傳媒人士和肩負培育傳媒新血者」，在解讀法庭就不同案件的判詞時，能夠在作出相關報道或評論前，先細心閱讀並作深入理解，以確保向公眾和學生提供的，是事實和正確資訊。
🌟加入YouTube頻道會員支持《追新聞》運作🌟
https://www.youtube.com/channel/UC5l18oylJ8o7ihugk4F-3nw/join
《追新聞》無金主，只有您！為訂戶提供驚喜優惠，好讓大家支持本平台，再撐埋黃店。香港訂戶可分享給英國親友使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