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世界與她無關，鄺頌晴想修讀舞台設計，躲到後台工作；假如可以回去香港一天，她想坐天星小輪、吃椰子雞湯米線，逛葵涌廣場一邊喝珍珠奶茶一邊添置新衣。現實卻如此窒息，步入後國安法歷史分期，一眾社運人士被逼流亡，回家猶如奢望。生於「回歸」前夕1996年，見證公民社會最熾熱到被瓦解，身份由「鍵盤戰線」發言人，到加入「對華政策跨國議會聯盟（IPAC）」任香港倡議協調專家，26歲已流亡逾2年。9月時家人被香港警方傳召問及其動向，警告她返港即被捕，面對中共式朝家屬施壓恐嚇，縱有擔憂亦絕不就此噤聲，「因為我做緊嘅嘢係啱嘅，佢想我收聲，咁我就更加唔可以收聲。」

初選——公民社會瓦解前最後一役

對民主派代議士大搜捕的初選案料明年1月開審，當中已還押近兩年人士，包括前《立場新聞》記者何桂藍（阿藍）。2020年7月有60多萬人投票的民主派初選，和那場被取消的立法會選舉，鄺頌晴正是為阿藍助選。羨慕歐洲的個人資料保護法，同時曾想遠離社運一點，2018年她到德國漢堡大學讀歐洲法律碩士。到2019年反送中運動爆發，她與黃之鋒曾在德國開記招呼籲國際支持。翌年5月到7月返港，沒料到已是流亡前在香港的最後一個夏天。

參選前阿藍專程飛到漢堡找她詳談，對於各種後果，對方已想像過最差境地，「因為技術上攬炒真係一齊攬炒，只係冇諗到發生得咁快；我返香港都未隔離完仲適應緊時差，國安法已經嚟緊。」隨即每日為多間外媒寫稿受訪，但國安法始終在港人伸手不及的地方通過，「當時第一年冇六四晚會，好震撼對我嚟講，支聯會咋喎都唔批准？當晚我係第二次去維園，但已經係最後一次。」

7月時公民社會氣氛極為熾熱，「你見到好多討論，仲有好多人傾緊咩係抗爭派、妥協派，好似已經係史前嘅嘢。」畫面似曾相識，像回到2019年之前，「但心底又知已經返到轉頭，社會某啲嘢已經撕裂咗，周圍有一種倒數、末日感。」不過，香港相對開放、自由的空間，在2016年人大釋法DQ香港議員之後，在她眼中已急速轉壞。之前仍有很多言論空間，包括討論港獨，有本土思潮，她笑言，「起碼仲有空間同泛民鬧交。」

最終無意間見證香港民主自由急劇惡化崩壞，眾多參選人被大規模取消參選資格，剝奪政治權利，半年後被捕。初選案開審有期，她的感受十分複雜，「我想佢哋快啲坐完快啲出返嚟，坐多日都係對家人多一日折磨。」但又不敢想像眾人會判刑多少，「例如有啲朋友一直拋緊（選押），我都以為自己準備好，但係到判刑嗰下，嘩，我搞唔掂，咁樣都判13個月黐線㗎？好多情緒要消化，如果聽到佢哋判5年、10年，我唔知可以點樣消化到，就係長期有種好嬲嘅感覺，DOJ（律政司）、懲教點解咁仆街。」

德國聽證會分水嶺　成流亡異鄉人

而助選期間，她同時安排在德國發起聯署，呼籲就「港版國安法」制裁中港相關人士，當時黨媒和港府已劍指「打國際線」即促使外國制裁香港行為，指控涉嫌勾結外國勢力。她已預計，今次離港以後，短期內無法再回去，「國安法通過時我喺酒店隔離，知道超過5萬人簽名聯署就一家會有聽證會，身邊同事朋友全部都話，喂，你諗清楚喎； 但我知我呢一刻唔交聯署，返到德國都忍唔到手會照做，橫掂都係死，咁做單大茶飯先死好似抵啲。」

她做好在關口會被截停的心理準備才走進機場，出發前去了清水灣，因為想看看香港的沙灘，「去咗行山最後一次睇香港山景，瘋狂飲天仁茗茶，係咁買零食、食椰子雞湯米線，做好多外國未必有得做嘅嘢，末日感對自己好重，真係唔知仲有冇機會再做呢啲嘢。」之後頭半年她都不敢細想自己其實可否回家，「同自己講，你只係過緊繼續讀書嘅人生。」

同年聯署達標德國政府召開聽證會，她出席發言，自此流亡。其後是無以排解的鄉愁，「當知道我唔可以返香港就好homesick，有啲嘢我冇咗喇，其實我到而家都未完全消化到流亡呢件事，但係會不停將事物同香港比較。」有時情緒低落起來，只想躲在家中哭泣，「有次喺鹿特丹搭水上的士，架船周圍好多高樓大廈，嘩！好似維港呀。或者漢堡係個海港城市，就好似葵涌貨櫃碼頭，原來自己真係好掛住香港。」

德國生活亦不太適應，她不喜歡吃酸菜，留學前不知道歐洲冬天日照時間短，抑鬱經常來襲。總算習慣一點，回港放假時迎來反送中運動，9月回到大學如置身平衡時空，「見到朋友係咁被捕，而你仲要繼續上堂交論文做project，每日都懷疑人生。」留學識4年，她學懂如何照顧自己，廚藝亦和眾多移民港人一樣突飛猛進，「本質上你喺外地就係一個異鄉人，好強烈嘅感覺。」對香港文化有種執念，例如很想穿旗袍，平時以蒸肉餅、炒菜，和朋友講廣東話維持某程度的港式生活，「會驚朋友啲細路大個之後唔識講廣東話粗口，呢個係身份認同入面好重要部份，有冇辦法承傳到一啲文化嘢？」

「滑鼠娘娘」背後

目前她正攻讀法律博士，研究個人資料保護法例，與中國有直接關係，「例如Tik Tok、抖音或者微信收集好多個人資料，然後傳輸返中國，牽涉到監控、影響輿論同公眾可以睇到嘅內容。」十多歲時正正為了反對俗稱「網絡23條的《版權條例》修訂草案，擔任民間團體「鍵盤戰線」發言人而一頭栽進社運路。自此被稱為「滑鼠娘娘」，她笑說，「我唔介意自稱滑鼠，但娘娘真係擔當唔起。」

小時候看過詹瑞文2003年諷刺時弊的棟篤笑《單人匹馬》，成為了政治啟蒙，時值沙士疫情、50萬人上街「反23條」大遊行，舞台上比喻香港為「慘不忍島」，遭受「突手（特首）」催殘，「你唔理解某啲專有名詞，都會覺得好好笑，隱隱約約知道個社會好有問題，開始會思考多啲，聽多啲睇多啲。」

▲ 自言很喜歡看Memes、改歌改圖，鄺頌晴即席模仿一幅香港網民廣傳的圖片。

到2016年成功令政府撤回「網絡23條」，「原來係一件幾了不起嘅事，香港公民社會其實好少成功同政府傾到成果，雖然未去到我哋爭取嘅二次創作豁免，會覺得社會原來好多嘢都可以做到，做政策倡議係有出路，同建制派、民主派、政府四方會議，好似好有型，而家睇返係好唏噓。」來到2022年，三份一的朋友流散海外，「剩返嗰啲一係坐緊監，一係走唔到。」

每日繼續留意香港新聞，經常不懂反應，「你好震驚但好似冇事，三日後突然間踢到隻腳就開始爆喊，你知道係情緒延後來到，不停循環發生，例如上年12月立場新聞案，以為聖誕假期唔會發生咩事，之後喊咗三日，每次都要預備下一次衝擊。」

自覺相不是很稱職的社運人士，更喜歡做政策倡議，「可能羅冠聰或者張崑陽等等，佢哋工作包括凝聚香港人社群，肩負嘅責任實在…我唔擅長做人際尤其社區工作，但社運人士package係包埋，我唔係擅長帶啲正能量鼓勵。」每每受訪時被問到會不會很絕望時，她也直言沒有希望，「成日都留喺屋企喊好唔開心，OK，我就爛！」

推動對華政策倡議　家人遭中共式恐嚇

今年加入IPAC之後，早前分別到美國和台灣，出席華盛頓「對華政策跨國議會聯盟」年會及Oslo Freedom Forum（奧斯陸自由論壇），積極為香港發聲。鄺頌晴深諳由外去影響制度極為困難，「IPAC係由大約20到30個國家嘅對中政策議員組成，就變成一個國際網絡。」

她的工作是促成各方之間倡議、合作，要將中國議題扣連令當地人理解，和各地政府議員、組織相熟以後，明顯感受到對方會更關心議題，「因為佢認識咗你個人，即係好似你有朋友係烏克蘭人，你會關心多咗烏克蘭打仗，當然亦好睇個對象，譬如本身好關心中國議題，聽完更加會關注多啲。」相對社運較深耕細作，政策倡議比較快看到結果，「例如議會上有條問題公開提問，或者見到有份修正案提交。」

今年10月，她出席就港人於曼城示威時被中國領使館人員拖走毆打，英國國會議員開設的新聞發布會。11月到出席就中國「海外警署」召開的記者會時，她提及9月美國年會期間，身在香港的家人第二次被警方傳召到警署問話，更警告她和其他海外家人，一回港便會被捕。「上一次係上年，但警告拉埋屋企人係第一次，之前已經提過開咗我同屋企人嘅file；以前好少有香港社運人士係屋企人畀人搞，通常都係自己被跟蹤恐嚇，我覺得係引入咗一個好中共嘅模式，呢個手法以往只會見於新疆、藏人身上。」

坦言會有擔心，但不會因此停步，「因為我做緊嘅嘢係啱嘅，佢就係想我收聲，想恐嚇我同埋我屋企人，咁我要做嘅嘢就更加唔可以收聲。」

這世界只有一種鄉愁

一班流亡、流散港人去年1月創刊《如水》紙本雜誌，建構平台學術討論香港本土不能再說的議題。鄺頌晴有份擔任編委，較為深刻、多迴響的文章，包括黃台仰（阿Ray）撰寫德國哲學概念「Heimat」，即家鄉，「首先大家都好詫異阿Ray寫咗篇咁嘅嘢，好多人同我講，入邊解釋咗我哋對於香港嗰種執着、執念，其實嚟自訪邊度。」

有些人覺得到外國安頓然後，要建立海外新香港，但文內間接說明很難辦到，因為對於土地的情感扣連了土地本身，社會結構、文化扣連整個香港，「你唔可以少咗一部份，然後叫佢做香港，即係喺海外搵條街改名龍和道，佢都唔係嗰條龍和道。」

想對留下來的人說些甚麼？「唔好死，頂住！」以及不時湧現的掙扎和內疚，「好似丟低咗喺香港嘅人，但我知其實佢哋冇咁諗……覺得係咪應該返去呢？會唔會有咩唔一樣呢？」佩服前同事選擇留低的道德勇氣，自覺永遠追不上，「但同時佢又好唔想人哋當佢係馬戲團動物咁睇，佢覺得唔係（咁難），其實個個都做到。」

《追新聞》特約記者報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