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國TikTok案與煽動罪裁決》及《煽動罪違憲？——1999年終審法院《侮辱國旗案》裁定「仇恨或反對國家」不是罪》中，筆者剖析終審法院上訴委員會如何越權裁定譚得志（快必）案「煽動罪」合憲，令2025年1月10日終院聆訊形同虛設。此裁決漏洞百出，嚴重侵蝕香港言論自由的憲制保障，但終審法院仍有機會懸崖勒馬，作出補救。

不少人誤信「煽動罪」是中央強加，悲嘆：「2025年還講法律？法治已死，由黨定罪！」這種自暴自棄源於誤解。事實上，澳門《基本法》第23條與香港相同，但其《維護國家安全法》從未將「煽動仇恨政府」入罪。《港區國安法》與全國性法律亦無此罪名，顯示「煽動罪」並非中央政策，而是香港本地憲政失誤的產物。

更驚人的是，這條惡法不僅在全港製造寒蟬效應，還成為國安機構擴權與預算暴增的最大推手。

譚得志案懸於一線，關乎香港法治存亡，關鍵不在中央，而在我們能否正視問題，推動終審法院糾正誤判。若澳門能在《基本法》框架內避開「煽動罪」，香港為何自陷泥淖？

本文剖析危機根源，破除迷思，喚醒社會對司法公正的堅持。

（註：本文部分內容引自筆者2025年2月10日提交終審法院的司法通知，依據既有判例指引法院作出正確裁決。）

1. 香港「煽動罪」的政治工具化與權力擴張

沉寂半世紀後復活：「煽動罪」成為國安武器

「煽動罪」（前《刑事罪行條例》第9及10條）源於殖民時期，1967年左派暴動後短暫用於打壓親共勢力，此後近半世紀未曾再動用。

2020年，特區政府借《港區國安法》實施之機重啟此法，2021年「羊村保釋案」中終審法院上訴委員會裁決將其納入國安框架，政府遂利用指定法官、無保釋等程序，強化對言論自由的打壓。

2024年《基本法》第23條正式立法，由親建制議會快速通過，進一步降低門檻、加重刑罰，確立煽動罪作為壓制異見的法律工具。

據《明報》、香港電台及國際特赦組織統計，2020年至2025年間，至少100宗煽動罪案件，被告涵蓋記者、學者、社運人士與網民，打壓範圍前所未見，新聞自由萎縮、民間團體解散、和平集會蕩然無存。

煽動罪如何推動國安擴權與仕途

煽動罪不僅用於壓制異見，更成為國安機構擴權的藉口。

根據財政報告，2020至2025年間，國安預算增長逾三倍，遠超其他部門。由於煽動罪案件數量遠超《國安法》四大罪行，國安預算的增長與煽動罪的頻繁檢控息息相關。這一趨勢徹底打破政府『只針對一小撮人』的承諾，顯示執法焦點早已轉向這條門檻更低的舊法，成為績效指標。

此外，執行煽動罪與仕途晉升掛鉤，進一步驅動檢控趨於激進。例如，李家超與鄧炳強因主導國安政策分別晉升特首與保安局長，中層官員亦透過積極檢控煽動罪累積政績，推動更多案件以提升執法績效考核。

澳門對比：國安預算未膨脹，煽動罪未被濫用

反觀澳門，其《維護國家安全法》自2009年立法、2023年修訂以來，始終未將「煽動仇恨政府」列為罪行，國安預算亦未見顯著增長。

同時，澳門國安官員仕途並未與國安執法直接掛鉤，執法沒有淪為仕途跳板。

這與香港形成強烈對比，凸顯香港政府復活並推廣「煽動罪」，實乃出於本地權力擴張與仕途考量，而非中央指令。

結語：誤信「中央指令」，只會掩蓋真相，讓政府繼續濫權

將煽動罪誤為「中央指令」，只會助長自暴自棄，卻掩蓋真相——這條惡法根本是香港政府用以擴張權力的撒手鐧。

若不正視其背後動機，司法公正將無從談起，法治崩壞亦難以逆轉。

2. 香港法律傳統的憲政盲點

煽動罪的復燃，不僅源於政府動機，也暴露出香港法律與司法界的制度缺陷，與澳門形成鮮明對比。

澳門的對比：立法審慎與法學支撐

澳門《維護國家安全法》（2009年制定，2023年修訂）採用「公然和直接煽動」標準，僅針對明確鼓吹「實施」叛國、分裂或顛覆的行為，未如香港般擴及「煽動仇恨政府」。這一審慎立法源於澳門的大陸法系傳統，受葡萄牙法制影響，強調成文法與憲法詮釋。

此外，澳門法學界，如澳門大學憲法與基本法研究中心，持續研究《基本法》與人權條約的適用，確保國安法不逾越界限。雖然澳門法院少有推翻立法，但學術制衡促使政府與司法機構在適用國安法時更為審慎，避免如香港般無限擴權。

普通法應對國安法的局限

相較之下，香港承襲普通法，卻重商法而輕憲法與人權法研究。自由與人權保障是法治聲譽與外資信心的基石，但學術失衡削弱法院應對人權案件的能力，在《國安法》後問題更為嚴重，主要體現在：

• 第一，法院缺乏國安法經驗，審理案件時常依賴政府解釋，而非獨立審查。例如，譚得志案未採取嚴格標準審視煽動罪合憲性，而是接受政府以「社會穩定」為由，對言論自由施加廣泛限制，偏離國際人權標準。
• 第二，法律學界對國安法與人權法交叉研究嚴重不足，無法為法院提供足夠學理支撐，與澳門的學術基礎相形見絀。
• 第三，《國安法》排除海外法官，進一步削弱終審法院的專業性，導致國際視野喪失，法院在國安案件中的制衡力下降。

司法自認對《國安法》掌握不足

更關鍵的是，法院自己亦承認對國安與人權法交叉問題的專業不足。例如，在黎智英聘請Tim Owen案（[2022] HKCFI 3233）中，法官明確指出，煽動罪合憲性「異常困難與複雜」，Owen的人權法專長可助釐清，這一點獲終審法院上訴委員會（[2022] HKCFA 23）認同。

當海外專家與法官均被排除，法院在國安案件中傾向順從政府，難以獨立審判。政府強推煽動罪的同時，法院卻缺乏應對能力，這正是法治崩壞的真正危機。

結語：香港法治的生死考驗

煽動罪的擴張，不僅源於政府擴權意圖，也因普通法的局限、學術研究的缺席與司法機構的失守。相較之下，澳門透過大陸法傳統與持續研究，成功避開誤區。

香港若誤將煽動罪惡法歸咎於中央而自暴自棄，法治將無挽回餘地。

這場法治危機並非不可逆轉，關鍵在於社會能否正視本地制度崩壞的根源。

問題的答案，仍掌握在我們自己手中。

 

潘志生

時事評論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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