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知名導演杜琪峯早前在柏林影展記者會上，談及電影在獨裁政府下首當其衝，他欲言又止的一句「覺得香港……No，Sorry」，引發外界無限暇想。柏林影展因應伊朗去年爆發的抗議運動，在2月18日下午舉行論壇，討論這場關乎與女性和人民自由的革命中，電影和藝術所擔當的角色。有導演指出，藝術家和電影人在極權下非常重要，因為他們能夠告訴觀眾社會的陰暗面。有數十年前走難到德國的伊朗演員指，電影除了能令她與故鄉連結起來之餘，也能說出真相，令極權感到害怕。

柏林特約記者Cily Pang

是次論壇以庫爾德文《Jin, Jiyan, Azadî》命名，這是近期伊朗革命中經常出現的口號，中文為「女性、生命、自由」，可見這是一場由女性因頭巾而犧牲性命而引發的抗爭。大會邀請了多位流散海外的伊朗電影製作人和演員，分享他們在極權下參與電影製作的經歷。

極權政府管治方針之一是限制言論自由，慣常手段為設立紅線，審查媒體內容，令挑戰政府的聲音消失。伊朗經歷1979年伊斯蘭革命之後，政權加強對電影業的限制，除了不准展示女性脫下頭巾和男女之間的身體接觸，電影亦不能批評伊斯蘭教和談論政治，電影人也因此避重就輕，改以社會議題為題材，但社會和政治往往密不可分，一旦不慎觸及紅線，電影人會面臨牢獄之災，剛出獄的著名導演帕納希（Jafar Panahi ) 正正是伊朗政府針對的常客。

在論壇中，奪得過柏林影展最佳電影獎的伊朗監製柏克（Farzad Pak）分享對政治審查的看法，他指自己生於伊朗蘭革命的年代，所以從小知道要自我審查，他形容：「我們不能展示自己的身份，不可以自由表達自己，在這種情況下，我們要在限制中尋找出路。」他坦言，明白要抱有希望，盡一切方法來達到目標，但他發現在極權制度下見到改革是不可能。

不過柏克強調，仍然要常存希望，這樣也是推動伊朗的電影人繼續秘密地製作電影的原因，他說：「在社會內，當文化制度、社會制度和工會都被禁止時，沒有其他方法能夠代表自己，這時藝術家和電影人的角色就變得非常重要，他們要分享陰暗面下的社會，這是我們一直以來嘗試做的事。」

伊朗出生的演員塔巴塔拜（Jasmin Tabatabai）分享指，她生於1967年，在她12歲時發生的伊斯蘭革命仍然歷歷在目，直言那是改變她一生的時候，之後她非常不願意離開伊朗，在德國的生活令她承受思鄉之苦，正正如此，伊朗電影變得非常重要，將她與家鄉連結起來。

塔巴塔拜同時認為電影之所以如此重要，是因為藝術家嘗試說出真相，這是極權政府所為之害怕，她說： 「這是為甚麼他們會先對付藝術家和記者，為甚麼？因為他們嘗試說出和尋找真相，在另一層面，他們也幫助人們抱有夢想。」

如何將本地議題推上國際層面亦是論壇的討論內容之一，主演電視劇《茜茜皇后》（The Empress）的伊朗演員芙蘿坦（Melika Foroutan）提出，要籍著從認知和政治層面上擴大今場革命，重塑社會對文化的定義，她以年輕歌手哈吉普爾（Shervin Hajipour）為例子，他收集伊朗人在推特上發表對未來生活的期望，包括情侶不用懼怕在街上跳舞和親吻，女子可以變性等，芙蘿坦說： 「我們的責任是將這些東西，與其他國家的人心和思想連結起來，這就是藝術家的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