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
2019年抗爭中哲學教授的集體沉默
沉默的邏輯——哲學教授為何缺席2019抗爭₈
2014年雨傘運動時，香港的大學哲學系教授積極參與的不多，但亦有明顯批判的聲音，香港大學哲學系教授 Timothy O’Leary 在學術期刊發表文章評論雨傘運動，算是香港大學敢言的教授，但2018年已離開香港大學轉移到澳洲。本文作者在2018年出版的《異域》是對雨傘運動的烏托邦精神的評論。當然亦有其他哲學學者，不一定是中文大學，在社交媒體發表文章和在不同公開場合演講探討雨傘運動種種現象。在這個時期香港仍然有學術和言論自由，刊登文章和發表言論是不需要審查。可惜沒有其他哲學教授從香港各大學願意表態，因為大部分覺得本土政治運動與他們沒有關係。
2019年反《逃犯條例》運動期間，香港的大學校園一度成為示威核心。中大本土香港人教授與學生在早期抗爭運動中積極參與，經常出現在遊行示威中。有資深教授在《明報》刊登評論運動的批判性文章；抗議活動中不少教授站在前線，和同學一起表達對校方和政府，尤其明顯對警察暴力鎮壓不滿。亦有中大哲學系同學因參與抗爭而被捕，被判暴動罪而入獄。但這些公開參與抗爭活動隨著2020年國安法確立後再沒有出現。
以筆者所知，國安法通過後對香港學術界嚴厲批評的學者，是嶺南大學的貝爾 (Peter Baehr) 和科技大學的穆嘉 (Carsten Holz) 兩位最敢發言的外國人教授，但他們不屬於哲學系！貝爾已退休2021年離開嶺南大學。₉
但絕大多數外國和大陸哲學教授，選擇保持低調，甚少公開聲援學生或參與街頭行動。這種集體沉默常被視為「學術冷漠」。然而背後構成的條件與壓力十分複雜，可概括為四層結構性因素的交織影響。
首先是合約不穩與外籍身份帶來的生存壓力。根據教職員統計分析，香港哲學學界逾半數教席由外籍或中國內地學者持有，他們依賴工作簽證與每三至五年續約制度維持在港工作資格。任何政治風險都會直接影響居留與就業前景。面對警方快速採證及《國安法》高額刑責威脅，多數外籍教師選擇「低可見度」策略來確保個人與家庭安全。本地學者則處於另一種「高曝光—低保障」的弱勢：除簽證威脅外，升遷機會、研究資助及評核標準亦全數掌握在大學管理層與政府撥款體系手中。一旦被標籤為「政治敏感」，晉升與續約機會即告縮減。這種結構性的不安全感迫使學者在政治參與上採取極度謹慎的態度。
其次是大學治理與排名機制造成的激勵扭曲。哲學系的關鍵績效指標主要由英語 SSCI 期刊發表數量與國際排名決定，這引發了「少犯錯、多發文」的激勵結構。教授若投入抗爭或公共辯論，所付出的時間與心理成本無法轉化為績效評分，甚至招致管理層質疑其「學術生產力」。在這種評價體系下，政治參與被視為職業發展的負擔而非責任。
然後是專業分工與「去政治化」的學科習慣。分析哲學傾向以語言、邏輯與思維方法為研究核心，傳統上自我標榜「價值中立」。在香港，此一方法論被不少學者用來合理化對實際政治的疏離，甚至視公共參與為「非專業」行為。加上課程語言以英文為主，進一步削弱了與粵語公共論述的互動能力。這種學科文化為政治冷漠提供了知識合法性。
最後是《國安法》帶來的「龜裂式」寒蟬效應。法律條文的模糊性，特別是「煽動」、「顛覆」等概念的不確定性，放大了學者對跨界研究的疑慮。校園內部不時出現投訴熱線、匿名舉報個案，以及必修的「國安教育」課程，產生「錯一步即可失業或坐牢」的心理負擔。人權觀察2024年報告指出，港校師生普遍感受到「顯微鏡下的學術空間」，任何政治表態都可能被解讀為違法行為。
人員構成結構的分析
要理解香港哲學教授在2019年抗爭中的集體沉默，必須深入分析其人員構成結構。根據2025年各大學人員名冊統計，香港大學、中文大學和嶺南大學哲學系共計有44位全職教授、副教授、助理教授，其來源分佈呈現出明顯的「外籍主導、本土萎縮」格局。整體而言，在全港44位教授中，本土學者有8位，中國內地及台灣學6位，而其他外籍學者有30位的絕對多數。這種人員結構清晰地解釋了為何哲學界在面對本土政治危機時選擇集體沉默。
大部分外籍學者不懂中文，更不用說廣東話，他們無法與本地民眾建立有效溝通。這種語言障礙不僅影響了他們對本土議題的理解，也使他們難以參與香港的公共討論。當政治危機爆發時，他們自然選擇置身事外。
本土學者比例的萎縮帶來了更深層的危機。隨著中文大學本土教授系主任相繼退休，年輕港生學者晉升瓶頸日益顯著。新一代的本土學者不僅數量稀少，也面臨著在外籍主導的學術環境中邊緣化的困境。他們要麼被迫採納西方主流的研究議題，要麼在邊緣地位中艱難維持中文哲學傳統。更嚴重的是，這種人員結構形成了一種「去政治化」的默契。外籍學者基於合約和簽證考慮，傾向於迴避政治敏感話題；內地學者則因政治立場問題而保持沉默；而少數本土學者在人數劣勢下也難以發聲。這種結構性的政治冷漠成為哲學界集體失聲的根本原因。
沉默的後果與反思
這種集體沉默並非單純個人抉擇，而是由地域身份、聘用模式與法規環境交織而生的「沉默結構」。當本土學者比例過低、外籍與內地學者缺乏在地承擔，而《國安法》又把公共參與風險大幅拉高時，哲學系自然傾向「排除政治噪音，確保運作」。然而，學術若無公共性，終將喪失批判與想像的能力。哲學界大多選擇在學術研討及教室內進行「有限度批判」，把街頭與制度抗爭留給他者。學科原有的批判功能遂被壓縮至象牙塔內部。
這種教席來源結構實際上標誌著學術殖民的完成。當一個地方的知識生產完全由外來者主導，當本土聲音在自己的土地上成為少數，當學術機構與本土社會完全脫節時，這就是典型的學術殖民狀態。除了中文大學哲學系第三期之外，香港的哲學系從來不是香港人的哲學系，而是國際學術市場上的一個節點。在這種結構下，2019年的集體沉默就不再是偶然現象，而是必然結果。當哲學系的主體是對香港缺乏承諾的外來者時，他們自然不會為香港的政治危機而冒險。這種沉默不僅反映了個人的理性選擇，更揭示了整個學術體制的結構性問題。
2020年國安法的實施標誌著香港學術自由的終結。更為嚴重的是，國安法建立了全民舉報機制。國安法專線的開通，使得大學校園內部形成了相互監督的氛圍。有學者擔心：「如果我在上課討論八九六四，雨傘運動，或批評政府的政策，或校方的審查制度，學生們會不會用專線檢舉我們？」這種擔憂反映了學術評價機制被政治化的現實。人權觀察的報告提到，一名學者探討2019年抗爭藝術作品的論文遭校方向香港警方檢舉。這種情況使得學者在撰寫論文時更加謹慎，避免觸及可能引起爭議的內容。
研究資助體系的政治化進一步壓縮了學術空間。涉及香港政治、社會運動、民主發展等敏感議題的研究項目，在資助申請過程中面臨額外審查。一些原本具有學術價值的研究計劃，因為可能觸及政治敏感性而被拒絕資助。這種政治化不僅體現在直接的審查上，也表現為學者的自我審查。許多研究者在設計研究計劃時，主動迴避可能引起爭議的議題，選擇更加「安全」的研究方向。
在這種全面的政治壓制下，哲學教育完全失去了其批判功能。每位學者仍然可以在自己的範圍內自主自由地研究和寫作，但這些都是私人的，不公開發表的言論，要留待有一天真正自由重回時才刊出。這種被迫的沉默體現了知識分子在專制制度下的無奈，但同時也標誌著哲學精神的徹底死亡。
8 2019年抗爭運動中「知識分子的缺席」 是由台灣中研究院學者吳叡人提出。吳叡人:〈致一場未完的革命〉，《報導者》，2020 年 2 月 3 日。 03 https://www.twreporter.org/a/hong-kong-extradition-law-to-the-unfinished-revolution
9 Peter Baehr, “Hong Kong Universities in the Shadow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Law”, Society, 59, 225-239 (2022). https://link.springer.com/article/10.1007/s12115-022-00709-9; Carsten A Holz, “Hong Kong’s Contested Academic Freedom”, The Diplomat, January 27, 2022.
香港哲學研究院的成立——政治意圖與學術殖民的新階段₁₀
政治儀式的深層意涵
2024年3月29日，香港哲學研究院在深圳希爾頓酒店舉行就職典禮，這個看似學術性的事件實際上標誌著香港學術場域政治化的新階段。中央政府駐港聯絡辦副主任劉光源親自出席並為研究院主席兼院長舒心博士頒發證書，這種高規格的政治背書清晰地表明了此機構背後的政治意圖。
香港哲學研究院由全國政協委員、香港太平紳士舒心提議發起，由星島日報、香港多位政協委員和知名人士及國內外哲學愛好者形成共識，通過近兩年的時間探討籌備而成。值得注意的是，這個研究院的最高治理與顧問名單多由政協委員、高級商界代表構成，但是沒有任何香港的大學哲學系教授參與。星島新聞集團主席郭英成、全國政協常委譚錦球、全國政協常委姚志勝等人被任命為名譽院長，這種人事安排明確顯示了該機構的政治導向。
以哲學研究為名，竟然一名專業哲學家都沒有在內，可以想像為研究所可以研究甚麼！
意識形態宣傳的制度化
劉光源在就職典禮上的致辭更是直言不諱地表達了政治期望。他對香港哲學研究院的成立與發展提出三點期望：第一是要潛心植根於香港；第二是要堅定立足中國；第三是要勇於面向世界。然而，最關鍵的是第二點，劉光源明確要求：「堅定立足中國，以中國為關照，清晰而響亮地發出馬克思主義學術正聲」。他強調，在各種哲學思潮的相互比較和競爭中，要「清晰而響亮地發出馬克思主義學術正聲，讓香港社會深刻感受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二十一世紀馬克思主義的真理力量」。
這種表述揭示了香港哲學研究院成立的核心政治意圖：強化「立足中國」的意識形態。香研院章程將馬克思主義哲學置於優先地位，並強調要以「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服務國家政治目標，將哲學研究引導至中國化、政治化道路。舒心在現場介紹，香港哲學研究院的宗旨明確，主要是進行哲學學術交流與深度研究，主攻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哲學、外國哲學、邏輯學、倫理學、美學、科技哲學。值得注意的是，馬克思主義哲學被列在首位，這絕非偶然的排列。
文化外交的政治包裝
「文化交流中心」角色的政治包裝也值得深度分析。中央政府十四五規劃首次將香港定位為「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香研院被賦予「超級聯繫人」角色。劉光源表示，希望香港哲學研究院從全球視野出發，站在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高度，加強與世界各國哲學專家、學者的平等對話，深入挖掘傳達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哲學智慧和價值觀念。名義上推動東西方思想交融，實際上是為中央文化話語輸出尋找合法窗口。哲學研究被綁架為「文化外交」工具，而非自由批判探討。
更為嚴重的是，香港哲學研究院首要關注的是「堅定立足中國」與「面向世界」的「全球視野」，卻未見對香港本土社會、政治問題的獨立研究議程。這與中大哲學系本土化時期重視廣東話授課與本土社會關懷形成鮮明對比，實質上加速了哲學研究的「去本土化」。
學術自主的徹底喪失
這種學術自主受限的現象十分明顯。香港哲學研究院的決策層以政協人脈與商界力量為主，缺乏獨立學術自治機制；研究方向需考量政治正確性，削弱學者自主設定學術議題的能力。這延續了國安法後大學自我審查與學術寒蟬效應的趨勢。
批判理性的喪失更是令人擔憂。哲學核心在於質疑權威、批判現有秩序，但在「要清晰響亮地發出馬克思主義正聲」的框架下，對馬克思主義之外的哲學流派或對當代中國政治體制的批判均被排除在外。哲學研究淪為意識形態宣傳的附庸，批判理性難以存續。
學術評價的政治化也是不容忽視的問題。香港哲學研究院強調「學術正聲」與「服務國家戰略」，未見對學術質量、創新性與獨立性的評價機制。學者為了獲取資源，不得不側重符合政治需求的研究，進一步扭曲了學術評價體系。
長期影響與文化斷裂
從長期影響來看，隨著政協委員與商界人士主導學術機構，香港將更依賴外部意識形態輸入與體制內人脈網絡，真正關注本土議題、具批判精神的學者將難以生存，學術人才流失恐進一步擴大。哲學作為公共理性的核心遭壓縮，香港社會失去思辨與自我批判的平台。未來，公眾對哲學的認知更可能局限於「馬克思主義－中國哲學－外國哲學」的教條化學科分類。
馮睎乾在評論中尖銳地指出：「『香港哲學研究院』的成立，居然需要跟中聯辦副主任一起在深圳舉行，這本身就說明了這個機構的性質」。₁₁ 這種跨境的政治儀式清楚地表明，所謂的「香港哲學研究院」實際上是中央政府在香港學術領域進行思想控制的新工具。
唯有在多方合力下，香港哲學研究才能重拾批判與反思的本質；否則，「香研院」將成為權力輸出的文化之名下，徹底割裂香港哲學與其社會土壤的連結，正如批評所言，是對「無根之學」的進一步固化。這個機構的成立標誌著香港學術殖民進入了一個更加系統化、制度化的新階段，哲學研究被完全納入了國家意識形態機器的運作軌道。
10 參看香港哲學研究院網址：gb.hk-pri.com
11 馮睎乾：「香港哲學研究院」與「中國肖邦協會」《馮睎乾十三維度》Patreon, 2024年09月30日
哲學的公共參與傳統與當代意義
傅柯 (Foucault) 於一九八三年在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系列演講《無懼言説》（Fearless Speech）中對古希臘概念「帕瑞西亞」(Parrhesia) 的深入探討，為我們揭示了哲學家在壓迫時代承擔的根本使命——無畏地言說真理。₁₂ 這一概念不僅是古代希臘民主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更體現了知識人面對權力時應承擔的道德責任。
傅柯將帕瑞西亞定義為一種特殊的言說活動，其中言說者與真理、危險、批判和道德義務建立起特定的關係。真正的帕瑞西亞言說者必須具備勇氣，敢於在面臨生命威脅時堅持說出真理，這種勇氣成為區分真正哲學家與虛假智者的根本標準。在傅柯看來，哲學家的使命不僅是認識真理，更重要的是要有勇氣將這個真理傳達給他人，即使這可能帶來嚴重的後果。
在壓迫的政治環境中，帕瑞西亞展現出其最為關鍵的價值。當權力試圖壓制真理、操控話語時，哲學家的責任變得更加迫切。傅柯指出，真正的帕瑞西亞言說者總是處於權力的劣勢地位，他們從「下方」向「上方」說話，用自己的脆弱性來對抗權力的強大。這種不對等的權力關係使得真理言說變得極其危險，但正是這種危險性賦予了帕瑞西亞其倫理價值。
傅柯特別強調，在專制統治下，哲學家承擔著揭露權力謊言、打破沉默的責任。當多數人因恐懼而保持沉默時，哲學家必須站出來，承擔起言說真理的重擔。這不僅是知識上的責任，更是道德上的義務。真正的哲學家不能躲在象牙塔中，而必須直面現實的不公與壓迫，用自己的聲音為那些無法發聲的人代言。
時至今日，傅柯的啟示依然有力。在威權、壓迫與真相被掩蓋的時代，哲學家（或廣義的知識分子）若僅是學術象牙塔中的旁觀者，將無法履行其本質使命。哲學的真正價值體現在敢於說出不受歡迎但必要的真理，為自由與正義發聲，即使這意味著付出代價。這種勇氣來自於對真理的承諾、對自由的堅持，以及對人類尊嚴的捍衞。
哲學的公共參與並非要求哲學家拋棄學術嚴謹性，而是要求其在保持理論深度的同時，積極介入社會實踐。這種參與不是簡單的政治表態，而是基於哲學洞察的價值澄清與理性對話。從古希臘的蘇格拉底在雅典廣場的辯論，到當代法國存在主義者在咖啡館與報刊上的公共書寫，都展現了哲學與公共生活的有機結合。
值得注意的是，香港哲學界曾經有著良好的公共哲學傳統。許多哲學教授在報章雜誌撰寫文章，如《明報月刊》、《二十一世紀》、《信報》等都是重要的平台。特別是《信報》從1980年代末到2010年的20多年間，每日刊登哲學專欄「繁星哲語」，輪流由不同作者撰寫。《立場新聞》的哲學版亦有不少哲學學者和學生撰稿。在香港電台和電視台，社交媒體播放有關哲學的節目，數量不少。如香港電台電視台極受好評的《哲學有偈傾》，由大部分中大哲學系畢業生從2017年組織的《好青年荼毒室》在 YouTube 發佈推廣哲學概念的對話討論，普及哲學，極受觀眾歡迎。但這些主持人是本土人，多有博士學位，專研哲學，不過大部分都不是香港的大學哲學系任教。不時有本土哲學教授參與節目，當然外國和大陸哲學教授鮮有參加。
然而，隨著學術界的國際化，加上國安法，這種公共參與的傳統正在衰落中。在現時白色恐怖下，我們如何實踐傅柯的《無懼言説》？
12 全文參看Michel Foucault, “Discourse and Truth” and “Parresia”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9)
哲學知識人的道德責任與香港的未來
在現時白色恐怖下，我們如何實踐傅柯的《無懼言説》？如何「參與」公共事務？
如果這個世界存在壓迫、權力濫用與真相被壓制的時刻，哲學知識人的使命究竟是甚麼？透過對古希臘「帕瑞西亞」概念的考察，我們得到了清晰而深刻的回答——哲學知識人不僅要成為真理的追尋者，更要成為無畏的真理言說者，在威權籠罩的時刻，肩負「說真話」的倫理責任。這當然和在香港的大學哲學系教授不一樣：教授是職銜，以負責傳授哲學知識和研究為職業，是象牙塔內的精英學者而已。
傅柯的帕瑞西亞研究，揭示了西方哲學批判傳統的根源。無論是在政治廣場、王宮進諫，還是哲學學園的自我審視，真正的帕瑞西亞都要求言說者承擔風險、展現勇氣、並負起道德責任。這不僅是哲學的內涵，更是哲學知識人在壓迫時代無可推卸的倫理責任。唯有如此，哲學才能超越純粹的理論研究，成為照亮黑暗時代的一盞明燈。
哲學必須走出象牙塔，不僅是學科發展的需要，更是時代的召喚。在香港這個特殊的歷史節點上，我們見證了哲學教育從理想主義到產業化，從本土化到殖民化，從公共參與到集體沉默，再到政治控制的完整軌跡。這不僅是香港哲學界的悲劇，更是整個知識界需要深刻反思的問題。只有當哲學知識人重新承擔起和參與其公共責任，重新找回無畏言說的勇氣，香港的哲學教育才可能復興，香港社會才能重新擁有批判思考和價值反思的能力。
面對哲學界當前的挑戰，我們必須認識到，真正的哲學精神不會因為政治壓制而消失，它將在流亡中延續，在地下傳承，在等待中堅持。正如蘇格拉底寧願死也不願放棄真理，正如沙特在動盪中堅持參與，正如傅柯強調的帕瑞西亞精神，哲學知識人的使命從來不是迎合權力，而是挑戰權威，為真理發聲，為正義辯護。這是哲學的永恆價值，也是哲學知識人在任何時代都不能背叛的神聖職責。
但遺憾的是，儘管香港的大學哲學系在世界排名極高₁₃，明顯有國際地位，但一如消費品名牌，是知識產品的榮耀，與哲學的原義無關！相信大部分的哲學教授仍以在象牙塔內享受安全的生活，沒有需要走出塔外！
－ 全文完 －
13 2025年度QS世界大學排名榜 (哲學)，中文大學哲學系在225所學校中排名28。https://www.topuniversities.com/university-subject-rankings/philosophy
後記
我自1970年入中文大學哲學系，在香港哲學環境生活了超過半世紀，而今香港和中大我都不能回去，是時候反思這50年來香港的哲學界的現象。我對香港哲學界批評，亦同時自我批判，因為我也在其中！
對香港哲學界的評論和觀察，是由我個人反思得來，明顯帶有主觀性和不夠全面客觀論述。文中的觀點是掛一漏萬、資料定有錯誤、判斷有偏差；對中文大學的教授前輩、同事和朋友可能有不敬的評論，先表歉意。行文亦可能令在「新香港」繼續以各種方式實踐教育理想的朋友不滿，認為我是隔岸觀火，不理解他們的努力和承受的壓力，而説的風涼話。如是，則我誠懇道歉，絕無此意。因為我尊重和敬佩在這幾年中仍堅守崗位和責任，仍然不願意跪下投降的朋友，知道他們忍辱負重，冒險在窄縫中工作。
「無家自由」和「有家悲哀」，我在之前的文章已詳述，在此不贅。我只想強調的是：無論在海外或留下，我們全是流亡人，全是國安法將香港淪亡下的「流亡香港人」。
我超過半世紀的學術生涯是處於「哲學在香港」之中，我們能否思考「香港哲學」？哲學的原本意義為何？這是我最關心的問題。
張燦輝
流亡哲學人
2025年8月2日
英國 － 聖奧本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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