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論|全球抗爭浪潮下的專制合流與被壓迫者聯盟(傳媒人 方德豪)

2025年3月15日,數以千計在英港人參加了一場規模龐大的抗議活動,不滿英國工黨政府為中國的超級大使館方案開綠燈,擔心中國政府的跨國鎮壓。同一天,塞爾維亞首都貝爾格萊德亦爆發了一場聲勢浩大的抗議,超過30萬人走上街頭。

塞爾維亞大示威的直接導火線是2024年11月北部城市諾維薩德火車站翻新工程中發生的悲劇。該火車站站台簷篷倒塌,造成15人死亡。這一事件引發了民眾對政府腐敗、監管不力以及基礎設施安全的廣泛不滿。 

值得補充的是,這場抗議的深層原因遠不止於此,支持民主自由的香港人應該不難明白。自亞歷山大·武契奇領導的塞爾維亞前進黨於2012年上台以來,政府被指控通過控制傳媒、打壓異議人士和操縱選舉來鞏固權力。根據國際透明組織(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的數據,塞爾維亞的腐敗感知指數在過去十年中持續下降,2024年排名跌至全球第104位(香港排第17 ,中國大陸排第76 ,參與統計的國家或地區合共180個),顯示其公共部門腐敗問題嚴重。

又是涉及中國企業

而且,諾維薩德火車站事故只是冰山一角,抗議者指出,該項目涉及政府與中國企業的不透明合同,缺乏公開招標,且施工過程中的安全監管形同虛設。 抗議者的訴求明確而具體:首先,他們要求政府對事故中的失職行為進行獨立調查,並追究相關官員的責任;其次,他們呼籲廢除與外國企業簽訂的不透明合同,確保基礎設施項目的公開透明;最後,他們要求武契奇政府下台,並舉行公平的選舉以實現真正的民主改革。

然而,塞爾維亞政府的回應卻令人失望。武契奇公開聲稱抗議是「外國勢力」煽動的政治陰謀,並動用警方對示威者進行暴力清場,導致數十人受傷、多人被捕。此外,親政府傳媒對抗議者的報導充斥著抹黑與虛假信息,試圖削弱運動的公信力。這一系列行動進一步激化了矛盾,使得抗議活動從單一事件升級為對整個政權的全面挑戰。 

專制政權的合流趨勢 

塞爾維亞的抗議活動並非孤立事件,它與全球範圍內的抗爭浪潮形成了某種呼應。值得注意的是,當前專制政權之間似乎正形成一種合流合作的趨勢,這種合作不僅體現在經濟和地緣政治層面,還包括對內壓迫手段的共享與學習。

舉個例子:俄羅斯與塞爾維亞一向保持密切關係。武契奇政府在俄烏戰爭爆發後採取了曖昧的立場,拒絕全面譴責俄羅斯,並與俄羅斯保持密切的經濟和軍事合作。根據斯德哥爾摩國際和平研究所(SIPRI)的數據,俄羅斯近年來一直是塞爾維亞的主要武器供應國之一,這種軍事合作不僅幫助塞爾維亞在能源領域獲得支持,也為其提供了對抗西方民主壓力的地緣政治後盾。

另一個例子是:中國通過「一帶一路」倡議在包括塞爾維亞在內的許多國家進行大規模基礎設施投資。雖然這些項目在經濟上為當地帶來一定發展,但也常常伴隨著貪污、不透明的合同以及對當地民主制度的侵蝕。例如,塞爾維亞的火車站翻新項目便涉及中國企業,事故後的調查卻因政府的不透明而受阻。

類似的情況也在其他國家上演,例如在非洲的贊比亞,中國融資的鐵路項目被指控存在嚴重貪污,導致當地政府債務危機加劇。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專制政權間的技術與監控共享明顯加強。例如,中國的監控技術被出口到多個專制國家,用於加強對公民的監視和控制。具體案例包括中國企業華為向烏干達政府提供人面識別技術,用於監控反對派活動;以及向哈薩克提供「智慧城市」解決方案,實際上成為政府打壓異議人士的工具。這種技術共享使得異議人士的活動空間被進一步壓縮。

另外,專制政權還通過控制傳媒和散佈虛假新聞來削弱民主運動。例如,俄羅斯和中國的官方媒體常常互相支持對方的立場,試圖在國際輿論場上塑造有利於專制統治的敘事。一個顯著的例子是,俄羅斯媒體RT和中國的CGTN在報導香港抗議活動時,均強調「外國勢力干預」的論調,試圖掩蓋抗議者的真正訴求。  

這種合流趨勢的背後,是專制政權試圖通過抱團取暖來抵禦全球民主化的壓力。然而,這種合作也使得被壓迫者的處境更加艱難,因為他們不僅要對抗本國的專制力量,還要面對來自國際的專制網絡。 

香港人與被壓迫者的聯盟可能性

同在3月15日,數千名旅居英國的香港人走上倫敦街頭,抗議英國政府計劃批准中國在倫敦市中心興建超級大使館。他們擔心,這一項目將進一步擴大中國在海外的影響力,並可能對旅英香港人的安全構成威脅。

這場抗議與塞爾維亞的示威在時間上的巧合,凸顯了一個重要的問題:面對專制政權的合流,被壓迫者是否也應該建立聯繫,組成聯盟? 

香港自2019年反修例運動以來,經歷了前所未有的政治壓迫。《港區國安法》的實施導致大量異議人士被捕、獨立媒體被關閉、民意調查機構被迫停運,甚至連歷史教育都被指控遭到篡改。香港人與塞爾維亞人,以及其他被專制政權壓迫的群體(如俄羅斯的反普京運動者、白俄羅斯的反盧卡申科抗議者),面臨著相似的挑戰:政府腐敗、言論自由受限、司法獨立被侵蝕。然而,這些群體的抗爭往往是孤立的,缺乏有效的國際聯繫。 建立被壓迫者聯盟的潛在好處顯而易見。首先,聯盟可以通過共享資源和信息來增強抗爭能力。例如,香港的抗議者在2019年曾通過社交媒體快速組織行動,並使用加密通訊工具(如Telegram)進行協調,這種經驗或許可以為其他國家的運動提供借鑑。

其次,聯盟可以提升國際社會對這些抗爭的關注度。例如,如果香港人和塞爾維亞人能夠聯合發聲,可能更容易引起西方民主國家的重視,從而施加更大的外交壓力。 為了實現這樣的聯盟,以下具體形式可以考慮: 1. 國際論壇與會議:組織國際性的抗爭者論壇,讓來自不同國家的運動領袖和活動人士分享經驗。例如,可以參考「奧斯陸自由論壇」(Oslo Freedom Forum)的模式,專門針對專制政權下的抗爭者,建立一個定期對話平台。 2. 聯合聲明與倡議:通過聯合聲明或跨國請願,提升運動的國際影響力。例如,香港和塞爾維亞的抗議者可以聯合發表公開信,呼籲國際社會對專制政權的合流行為採取行動,如制裁相關官員或企業。 3. 共享抗爭策略:不同抗爭運動可以共享具體的抗爭策略和工具。例如,香港運動中的「Be Water」策略(靈活機動、不設固定領袖)或許可以為塞爾維亞抗議者提供靈感;而塞爾維亞抗議者在大規模街頭示威中的組織經驗,也可以幫助香港人更好地動員海外社群。 

不過,聯盟的建立也面臨諸多挑戰,包括語言障礙、文化差異、以及各運動訴求的具體性。例如,香港人追求的是「一國兩制」的真正落實,而塞爾維亞人則要求推翻現政權,這種目標上的差異可能導致合作上的分歧。此外,專制政權可能利用其國際網絡,對聯盟進行滲透或抹黑,例如通過虛假信息或間諜活動破壞聯盟的團結。 

團結與分化將是決定勝負的關鍵因素 

塞爾維亞的30萬人抗議和旅英香港人的示威,雖然發生在不同的地理和政治背景下,但它們共同揭示了當前全球民主與專制之間的激烈博弈。專制政權的合流合作無疑加劇了被壓迫者的困境,但也為他們提供了一個反思的契機:是否應該超越地域和文化的界限,建立更廣泛的聯盟?這樣的聯盟雖然充滿挑戰,但或許是對抗專制網絡的唯一出路。未來的抗爭道路上,團結與分化將是決定勝負的關鍵因素。

 

作者:
傳媒人 方德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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