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者在前文《被消失的立法豁免權》中，已論述法院如何以荒謬的「責任論」、「越權論」及「回溯論」，將《香港47人案》中立法會議員否決預算案的憲政功能刑事化。本文進一步揭示該裁決的根本越權、違憲性及其背後的政治目的，並為終審法院前海外法官岑耀信勳爵於《金融時報》撰文《香港法治岌岌可危》中指出此案判決「在法律上站不住腳」提供鐵證。
基於此，筆者已向司法機構正式投訴三位高院法官，指控該裁決除捏造三大法律謬論外，更存在三大致命缺陷，充份顯示政治干預已侵蝕司法獨立：裁決違反「非干預原則」，屬明顯越權；裁決侵犯選舉權，將合法行為刑事化；裁決損害司法獨立與誠信，暴露政治壓力。
筆者針對上述問題撰寫公開信，已送交行政長官李家超先生，並回應特區政府於6月11日的新聞稿。該新聞稿試圖駁斥岑耀信勳爵的評論，但未能消除外界對判決違憲性的質疑。以下全文刊登公開信，並附補充說明，協助讀者深入理解此案的核心憲法爭議。
《香港47人案》不僅攸關47名被告的命運，更深刻影響每位市民的基本權利與憲政保障。如果此扭曲裁決得以存續，將為以「國家安全」為名侵蝕憲制權利開創危險先例。唯有透過社會凝聚共識，徹底澄清此案裁決的法律謬誤及背後的政治本質，並以法律途徑對損害司法獨立和法治的行為問責，香港才能守護憲政基石，重塑以公義與自由為核心的未來願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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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信
（2024年12月19日）
致： 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 李家超先生
副抄： 法律及媒體界人士
肯定岑耀信勳爵對《香港47人案》判決批評的鐵證
本信回應特區政府於2024年6月11日發表的新聞稿。該稿駁斥了岑耀信勳爵在《金融時報》發表的評論（2024年6月10日，《香港法治岌岌可危》）。然而，政府就《香港47人案》（HKSAR v. Ng Gordon Ching Hang and Others [2024] HKCFI 1468） 的聲明非但未能證明司法獨立或法治精神，反而暴露出司法因應政治需要，將憲法保障的權利刑事化並破壞憲政秩序的事實。
《香港47人案》判決違背終審法院「非干預原則」
政府吹捧法院超過400頁的判決為司法獨立的證據。然而，此判決完全違背終審法院一貫堅守的「非干預原則」，其合法性在具約束力的判例下顯得岌岌可危。
《梁國雄訴立法會主席案》（2014）明確指出，法院只能裁定立法會是否擁有某項權力，而無權干涉其行使方式。然而，《香港47人案》判決越權擴大司法範疇，將憲法保障的立法行為（包括否決財政預算案）刑事化。這是一個典型的越權判決（ultra vires），公然歪曲終審法院的既有判例及《基本法》。
選舉權不受「國家安全」限制
判決忽略了《香港人權法案》第21條，該條款明確保障參選和選前倡議的權利，這些權利不得因國家安全理由受到限制。相比之下，第16條對一般言論自由的保障較弱，確實可以在特定情況下受到《國安法》的規範。
法院錯誤地將這兩者混為一談，違反了《基本法》第39條和《國安法》第4條，這些條文要求香港法律符合國際人權標準。該判決實質上是一場司法災難，通過將憲法保障的選舉權利刑事化，掩蓋了「以法治之名侵害法治」的真相。
司法屈從政治，背離憲制責任
儘管政府否認政治壓力，法院卻在判決中明顯將香港的最高憲制文件——《基本法》和《人權法案》——置於全國人大常委會對《國安法》立法意圖的「說明」之下。人大常委會的「說明」僅屬解釋性文件，並無凌駕於《基本法》和《人權法案》之上的法律效力。然而，法院卻將其
奉為最高指導原則，嚴重背離其捍衛香港法律層級的憲制責任。李家超先生在聲明中強調檢控與司法獨立，卻完全忽視了《基本法》對立法獨立性的同樣保障。根據第64條，立法會應對行政機關進行問責，而非相反。司法與行政機關共同削弱立法權的違憲行為，正構成《國安法》第22條第3項所指的「顛覆」行為。
結論
政府聲稱香港法院審理國安案件未受政治壓力，並堅持法治未倒退。然而，《香港47人案》的判決暴露了法律上的矛盾與系統性失誤，顯示出司法越權及政治屈從的現狀。
岑耀信勳爵的辭任是一記警鐘，提醒所有珍視香港法律誠信的人士。政府應正視司法體系存在的根本問題，而非繼續掩蓋真相，延續法治退步的荒謬神話。隨函附上的投訴書，詳列了系統性司法失誤及政治干預的具體法律理據及事例，供政府及各界檢視。
謹此致意
潘志生博士（Chi-Sang Poon, PhD）
香港居民（海外）
麻省理工學院（MIT）首席研究科學家（退休）
補充說明
公開信中提及的三大致命缺陷及其法律理據，特作以下補充：
1. 裁決如何違反「非干預原則」
．既有案例參考：《梁國雄訴立法會主席案》（2014）指出：「終審法院裁定，基於三權分立及普通法中的不干預原則，本院僅會裁定立法會是否擁有某項權力，而非干預其行使方式。」（節錄自該案摘要）。《香港47人案》中法院卻擴大司法範疇，將否決財政預算案的憲政行為刑事化，屬明顯的越權裁決（ultra vires）。
．基本法的明確界限：《基本法》第73條保障立法會否決財政預算案的權力，法院無權干預該權力的行使方式。此判決直接挑戰三權分立，對憲政秩序構成嚴重侵害。
2. 裁決如何違反人權法案下的選舉權
．國際法的相關性：根據《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ICCPR），選舉權是基本人權，不得因「國家安全」而隨意限制，政治理由尤屬不合理限制。《人權法案》第21條的解讀應符合此ICCPR準則。
．法律錯誤的影響：法院完全忽略《人權法案》第21條，未曾提及其保護參選與選前倡議的權利；反之，判決模糊地混淆與言論自由相關但受《國安法》限制的第16條，實質上削弱了選舉權的法理地位，並違反國際人權標準。
3. 裁決如何顯示司法屈從政治壓力
．全國人大常委會「說明」的法律地位：《國安法》的立法說明僅為輔助性文件，並不具備凌駕《基本法》或《人權法案》的效力。然而，法院將此「說明」視為優先依據，違反香港法律體系的層級原則，背棄司法獨立的基本責任。
．司法退步的制度性警號：將全國人大常委會的「說明」凌駕於憲法保障之上，法院在此案中背棄了作為憲制守護者的職責。此判決進一步展示法院屈從政治壓力，透過《國安法》侵蝕憲制保障，對香港法律誠信與法治基石造成不可挽回的損害。
4. 裁決如何體現系統性司法失誤
．系統性與蓄意性偏頗：針對《香港47人案》的判決並非孤立法律錯誤，而是多處法律理據相互矛盾、國際標準被忽視的系統性體現。這類司法失誤顯示出司法機構在政治壓力下的蓄意偏頗與失職。
．司法獨立的危機：上述系統性失誤與司法屈從政治壓力，表明香港司法獨立、公正與誠信已在政治干預下遭受嚴重破壞。這種現象暴露出整體法律體系的深層危機。
潘志生
時事評論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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