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逝去的「我城」刻下墓誌銘
「香港已死」— 這四個字，從我口中說出時，猶如在心臟上刻下一道永不癒合的傷口。這並非一句輕率的政治宣言，更不是一種情緒化的絕望吶喊。它是一份墓誌銘，是我這個在香港出生、生活七十載、思考和教學逾四十年的哲學研究者，基於存在經驗（existential experience）所作出的沉痛宣判。
我所宣告的死亡，並非指涉這座城市物理實體的消亡 — 維多利亞港的海風依然吹拂，太平山頂的夜景依然璀璨，中環的摩天大樓依然矗立如林。我所哀悼的，是那個我們曾安身立命、並以之為傲的「我城」的死亡；是那片曾容許我們自由思想、自由言說、並據此定義自我的精神家園的徹底崩塌。
這座我所降生的城市，如今已不再是「Hong Kong」，而蛻變成一個陌生的符號 —「湘港」（Xianggang）。這個普通話拼音的稱謂，精準地標示了其在本質上的根本轉變：一個曾經獨特的、開放的國際自由都會，被收編、整合、吞噬進一個龐大的威權專制管治體系之中，成為了中共國版圖上無數沿海城市中的普通一員。法治、自由、學術獨立、言論空間、程序正義 — 這些構成「我城」靈魂的核心價值，已在這片實體地域上被系統性地瓦解、摧毀。
然而，物理地域的淪陷，是否等同於精神的徹底滅絕？當「我城」已成追憶，當我們被迫為她立下墓碑，這是否意味著一切的終結？這篇文章的目的，正在於回答這個關乎我們精神存續的根本問題。我將闡明，「香港已死」的論斷，是針對特定時空下那個實體香港的悲鳴與哀悼。但與此同時，我堅信，那股真正的「香港精神」— 那種對自由的執著、對尊嚴的堅守、對公義的追求、對真理的不懈探索 — 並未隨之煙消
雲散。它正以一種全新的形態，在流散的「新香港」社群中，在數位空間的縫隙裡，在每一個拒絕遺忘的個體心中，頑強地存續與萌芽。
這是一場在哀悼中前行，在失落中創造，在絕望中播種希望的漫長旅程。
「我城」的存在意義及其不可逆轉的崩塌
要理解「香港之死」，必須先理解「我城」的深層意義。我多次在著作中借用西西小說中的「我城」一詞，其指涉遠超一個地理概念或行政區劃。它指向一個身份認同的維度，一個讓我們能閉上眼睛，都能感受到那份親切與歸屬的精神所在。
深受現象學及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哲學的影響，我認為一個城市的「生命」，在於它能否為居民提供一個可以「安居」（dwelling）的精神場所。「安居」並非僅僅是擁有一個遮風擋雨的居所，或者經濟上的富足與繁榮。它是一種詩意的棲居，意味著生活在一個充滿「開放性」（Openness）的空間中。這種「開放性」是可能性的場域，是未來的無限展開。它保障了個體能夠自由地探索未知、質疑權威、表達異見、進行創造，並在此過程中不斷地塑造與叩問「我是誰」這個根本問題。2019年以前的香港，儘管充滿了各種社會矛盾與政治爭議，儘管樓價高企、貧富懸殊、政治改革停滯不前，但其健全的法治框架、相對自由的空氣、充滿活力的公民社會、以及多元包容的文化氛圍，共同構成了一個足以讓「我」安身立命的場所。
它是「我」的城市，因為「我」能在這裡感受到心靈的歸屬，能對未來投射出屬於自己的想像，能在街頭巷尾自由地表達政治立場，能在書店裡購買任何想讀的書籍，能在課堂上與學生討論任何敏感的話題而不必擔心政治後果。這種自由，這種開放，這種可能性，正是「我城」生命力的核心所在。
我曾在香港中文大學讀書和任教數十載，那座位於馬料水山頭的「山城」，正是「我城」精神的完美縮影。校園內矗立的民主女神像，象徵著對普世價值的追求與堅持；百萬大道上的自由辯論，體現了學術自由的可貴；圖書館裡豐富的藏書，包括那些在大陸被禁的「敏感」書籍，見證了知識無疆界的理想；師生之間無拘無束的思想交流，展現了大學作為思想搖籃的本質。這不僅是一所大學，更是香港精神的一個具體承載者，一個微型的「我城」。學生與學者能在這裡無畏地探索真理，批判現實，挑戰權威，這份學術自由，正是「我城」生命力的核心體現。當我每天走過那些熟悉的建築，聆聽那些充滿激情的辯論，我感受到的不僅是知識的力量，更是自由的可貴。
斷裂時刻：《國安法》下的精神謀殺
2020年6月30日，《港區國安法》的頒布，成為香港歷史上一道無法彌合的巨大斷裂。這不是一般意義上的法律條文，而是一把利刃，精準地刺向了「我城」的心臟 — 那份至關重要的「開放性」。一夜之間，紅線無處不在，恐懼瀰漫在每一寸空氣之中。法律從昔日守護公民權利的堅實盾牌，異化為國家權力鎮壓異己的鋒利獠牙。那些曾經理所當然的自由 — 言論自由、集會自由、學術自由、新聞自由 — 瞬間成為可
能觸犯「國家安全」的危險行為。最令人窒息的，是那種「不知紅線何在」的恐懼。沒有人知道甚麼話可以說，甚麼書可以讀，甚麼活動可以參與，甚麼立場可以表達。這種不確定性，這種隨時可能降臨的政治風險，比明確的禁令更加磨人。它扼殺了一切創造與批判的可能，讓自我審查成為了學者、記者、藝術家、教師乃至普通市民的日常習慣。
我親眼目睹，我所深愛的中文大學，如何在運動中成為抗爭的象徵和戰場，並在事後遭到校方與當局的全面清算。民主女神像在深夜被偷偷移除，彷彿要抹去一切抗爭的痕跡；學術自由淪為空洞的口號，任何涉及政治敏感話題的研究都可能招致麻煩；教授們在課堂上變得謹小慎微，學生們的發言越來越保守；校園裡的政治氛圍從開放變成壓抑，從多元變成單一。當一所大學不再能容納自由的思想，當出版商、印刷商和書店因為一本書的內容而可能面臨國安罪名時，當「光復香港，時代革命」這八個字可以成為判刑的依據時，我們所熟悉的那個香港，其精神內核便已徹底死亡。
這種死亡，不是疾病的慢性侵蝕，不是時間的自然流逝，而是一場突然而暴烈的政治謀殺。人們在這片土地上感受到的，不再是親切與安全，而是疏離與恐懼。城市的面貌依舊繁華，但「我城」作為精神家園的本質已蕩然無存。
因此，為之撰寫墓誌銘，拒絕任何粉飾太平的改良主義幻想，拒絕任何「慢慢會好起來」的虛假希望，是我們唯一能做的誠實之事。承認這場徹底的、不可逆轉的死亡，是為了直面失落的殘酷現實，是所有倖存者進行集體哀悼的倫理起點。
「湘港」的誕生 — 符號革命背後的統治邏輯
我斷言，香港已不再是 Hong Kong，而只是 Xianggang（湘港）。這並非文字遊戲，更不是學者的咬文嚼字，而是對現實最精準的哲學概括。從粵語拼音的「Hong Kong」到普通話拼音的「Xianggang」，這個符號的轉變，標誌著香港正被全面納入中國大陸的管治體系與意識形態之中。它意味著香港獨特性的系統性消亡，以及對「一國兩制」莊嚴承諾的徹底背棄。
歷史上的香港，是一個華洋雜處、文化多元的獨特存在。它的普通法傳統、自由市場經濟、程序正義、契約精神，使其成為連接中國與世界的重要橋樑。香港人的身份認同，既不是純粹的中國人，也不是完全的西方人，而是在東西文化交匯中形成的獨特混合體。這種「雜種」身份，正是香港活力與創造力的源泉。
然而，「湘港」的治理邏輯則完全不同。它追求的是全面的國家一體化，是意識形態的高度統一，是政治忠誠的絕對純潔。透過教育內容的全面改造、粵港澳大灣區的深度整合、人口結構的刻意調整、以及無所不在的愛國主義宣傳，北京正系統性地剝奪香港的特殊地位與獨特文化。在這個新的「湘港」裡，多元被單一取代，開放被封閉取代，批判被順從取代，懷疑被忠誠取代。它不再是一個充滿可能性的自由港，而是一個被嚴密控制的行政區。它的使命不再是作為中國與世界的橋樑，而是作為展示「一國兩制」成功的政治櫥窗。
今天的「湘港」，正在快速蛻變成另一個深圳、另一個廣州。白色恐怖的常態化，自我審查的制度化，愛國教育的全面化，正在重塑這個城市的精神面貌。官方媒體與親建制人士口中的「香港精神」，也被悄然置換概念。他們所提倡的，往往是所謂的「獅子山精神」— 刻苦耐勞、拚搏進取、和諧穩定、愛國愛港。這些品質本身並無不妥，甚至是值得提倡的。但問題在於，這種論述刻意抽離了香港精神中對於自由、法治、公義與批判思維的堅持。它刻意忽略了香港人對於程序正義的執著，對於權力監督的重視，對於多元價值的包容。這種被閹割的「精神」，服務的是穩定壓倒一切的管治需求，而非個體尊嚴與公民權利的彰顯。
第三種死亡：留守者的內在流亡
除了「我城」精神上的死亡，以及「Hong Kong」到「Xianggang」的符號蛻變，還存在著第三種更為隱微但同樣殘酷的死亡。這關乎那些選擇留守或只能留在「湘港」的人們，他們所經歷的心理與精神層面的內化壓迫。
在一個恐懼成為常態的社會裡，人們被迫戴上假面具，學會在公共場合與私人空間之間切換不同的身份。他們的自我認同變得支離破碎：一方面，他們可能仍懷抱著對舊日香港的深情眷戀與價值認同，在內心深處保持著對自由、法治、公義的渴望；另一方面，為了生存，為了保護家人，為了維持工作，他們又必須在公開場合順應新的政治正確，甚至被迫參與到對往昔價值的批判與否定中。這種內心的撕裂，是一種深刻的、慢性的精神折磨。它比直接的政治迫害更加殘酷，因為它讓人在日常生活中不斷地背叛自己的內心，不斷地妥協自己的原則。每一次被迫的表態，每一次違心的掌聲，每一次對真相的沉默，都是對自我的一次小小的謀殺。
反抗被迫轉入地下，甚至退回到最私密的個人內心。身份的重建，不再是一個可以與社群共同完成的集體過程，而變成了一場孤獨的、艱難的個人掙扎。在這種氛圍中，人與人之間的信任變得脆弱，因為你永遠不知道誰是真正的朋友，誰可能是潛在的告密者。這種壓迫的內化，正是極權統治的終極目標 — 它不僅要控制你的身體與言論，更要改造你的思想與靈魂。它要讓你在鏡子中看到一個陌生的自己，一個連自己都不認識的自己。這是在物理空間內，對香港人精神的持續凌遲與慢性謀殺。
批判與回應：為甚麼哀悼是必要的
當批評者指責我的「香港已死」論斷過於宿命，認為它會導致無力感與政治抑鬱，認為它會消解抗爭的動力與希望時，他們誤解了「哀悼」的真正力量與意義。
承認死亡，從來不是為了放棄，而是為了更清醒、更誠實地前行。只有當我們充分認識到失去的規模與深度，才能避免被虛假的希望所迷惑，才能制定出真正有效的應對策略。那些拒絕承認「我城」已死的人，往往沉溺於一種危險的幻想：他們相信國際壓力會帶來改變，相信政權會自我修正，相信時間會治癒一切創傷。但現實是殘酷的。香港的政治空間不是在逐漸縮小，而是已經徹底關閉。《國安法》不是一個可以討價還價的政策，而是一個不可逆轉的制度安排。北京對香港的控制不是暫時的收緊，而是長期的戰略部署。認識到這些事實，雖然痛苦，但卻是制定任何有效應對策略的前提。
哀悼，是一種必要的精神程序。它讓我們與死者告別，同時也讓我們準備好迎接新的生活。對於香港人來說，哀悼「我城」的死亡，是為了能夠更好地理解當前的處境，更好地規劃未來的道路。而且，哀悼並不等同於絕望。相反，它是希望的前提。只有當我們充分哀悼了失去的一切，我們才能騰出心靈的空間，去容納新的可能性。那個逝去的、自由的「我城」，如今已如一個幽靈，縈繞在每一個離散者與留守者的心中。它既是一個無法磨滅的創傷記憶，也是一段黃金時代的珍貴回憶。
「新香港」的幽靈與種子 — 精神的離散與新生
誠實地正視這個幽靈，承認它的重量與意義，拒絕那些虛假的希望與不切實際的幻想，是一種必要的倫理姿態。但只有在徹底的哀悼之後，我們才能擺脫過往的束縛，思考真正的出路。如果家園已成墳墓，我們的任務便不再是守墓，而是在廢墟之上，尋找並播灑新的種子。這些種子，已經開始在世界各地萌芽。「我城」物理空間的死亡，並未帶來精神的滅絕，反而催生了無數頑強的生命形態。這正是「香港精神」未死的最佳證明，也是我們這個時代最動人的見證。
在英國，數以萬計的香港人透過 BN(O) 簽證重新安家，他們在新的土地上重建生活，同時努力保持著香港的文化傳統。他們成立香港人協會，舉辦中秋晚會，在週末聚集起來一起飲茶，讓孩子們學習廣東話，這些看似平凡的活動，實際上是在進行一場深刻的文化保存工作。
在加拿大，香港移民社區已經有了數十年的歷史基礎，新一波的移民潮為這個社區注入了新的活力。溫哥華的列治文，多倫多的萬錦，到處都能聽到熟悉的粵語，看到熟悉的港式茶餐廳。這些不僅是商業場所，更是文化的聚集地，是「新香港」的具體體現。
在台灣，香港移民與本地社會的互動創造了新的可能性。兩個同樣面對威權壓力的社會，在文化與政治層面形成了深度的共鳴。香港的抗爭經驗與台灣的民主實踐相互借鑑，形成了一種跨地域的民主聯盟。在澳洲、新加坡、德國、美國，世界各地都有香港人的身影。他們帶著「我城」的記憶，在新的土地上紮根，同時也將香港的文化與價值觀帶到了這些地方。這是一種前所未有的離散，但也是一種前所未有的播種。
與此同時，一個無遠弗屆的數位香港正在蓬勃發展。各類網上平台、獨立媒體、YouTube 頻道、Podcast 節目、社交媒體群組，繞過了「湘港」的審查紅線，構成了一個全新的虛擬公共領域。在這個數位空間裡，自由的討論得以延續，真實的資訊得以傳播，為香港發聲的吶喊從未停歇。「香港花生」、「谷德昭」等網絡紅人，用幽默與智慧解構官方話語；各類文化節目繼續推廣粵語文化；政治評論節目持續分析香港局勢；就連簡單的生活分享，也成為了文化傳承的載體。
這個數碼空間，成為了維繫香港人身份認同與公民意識的重要紐帶。它不受地理界限的約束，不受政治邊界的限制。無論你身在何處，只要連接上網絡，就能回到這個虛擬的「我城」，感受到那份熟悉的溫暖與歸屬。這種數位化的文化傳承，也產生了新的創新形式。網絡迷因、短視頻、線上展覽、虛擬音樂會，這些新的表達方式，讓香港文化擺脫了物理空間的束縛，獲得了新的生命力。
更令人動容的，是那些依然留守在香港的媒體工作者、教育工作者、藝術家、社會工作者。在日益收緊的政治環境與無處不在的監控壓力中，他們拒絕放棄自己的專業責任與道德原則，在夾縫中尋找繼續工作的空間。
一些資深記者，即使面對採訪限制與政治風險，仍然堅持報道真相，用更加巧妙的方式傳達資訊。他們的文字變得更加謹慎，但內容依然尖銳；他們的表達變得更加隱晦，但立場依然堅定。這種在壓力下的專業堅守，本身就是一種最強而有力的反抗。一些教師，在新的教育制度下，仍然嘗試在課堂上培養學生的批判思維。他們不能再直接討論政治敏感話題，但可以通過文學、歷史、哲學的教學，潛移默化地傳承人文精神。他們的工作變得更加困難，但使命感依然強烈。一些藝術家，在創作空間被壓縮的情況下，發展出更加創新的表達方式。他們用隱喻代替直接表達，用象徵代替明示，用美學代替政治。他們的作品可能不再那麼直接，但內涵依然深刻。
這些留守者的存在，如漆黑中的螢火蟲，雖然微弱，但卻證明了人性的尊嚴與對真理的追求，是任何高壓統治都無法徹底撲滅的。他們的韌性與創造力，是香港精神在本土的最後堅守，也是「新香港」與「湘港」之間的重要橋樑。
如果說，承載著香港精神的物理空間「我城」已經死亡，那麼精神本身，則找到了新的載體與表達方式。它從維多利亞港兩岸的具體地理空間中釋放出來，跟隨著數十萬離散者的腳步，在全球各地落地生根，開花結果。
這便是我所理解的「新香港」— 一個去中心化、去地域化、但文化內核依然鮮明的精神共同體。借用班納迪克·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的概念，這是一個「想像的共同體」，但它的想像基礎不是民族主義的血緣紐帶，而是共同的價值追求與文化認同。這個「新香港」的疆界，不由護照的顏色或地理位置來定義，而由共同的記憶、共享的價值以及持續的行動來劃定。它的成員資格，不取決於出生地或居住地，而取決於對香港精神的認同與實踐。
無論是在倫敦的唐人街、溫哥華的列治文、台北的信義區，還是世界任何一個角落，只要有人堅持用廣東話交流，只要有人繼續創作關於香港的文學與藝術，只要有人仍在為香港的自由民主發聲，只要有人在日常生活中努力實踐法治、公平、開放、多元的香港價值，這個「新香港」就真實地存在著。他們的故事，是對「香港已死」這個物理論斷最強而有力的補充與昇華。他們證明了，精神的傳承可以超越地域的限制，文化的生命力可以超越政治的壓迫。他們讓我們看到，即使在最黑暗的時刻，人類對於自由與尊嚴的追求，依然能夠找到表達的出路。
在這個「新香港」的建構過程中，我們看到了文化傳承與創新的雙重動力。一方面，離散的香港人努力保持傳統文化的純正性 — 他們堅持說粵語，烹飪港式料理，慶祝傳統節日，觀看港產電影，這些都是文化認同的重要標誌。另一方面，他們也在創造新的文化形式。離散經驗本身就成為了創作的素材，產生了新的文學作品、電影作品、藝術作品。這些作品反映了香港人在異鄉的掙扎與適應，記錄了他們對故鄉的思念與對新家園的探索。
更重要的是，「新香港」的文化不再是封閉的，而是開放的，是在與世界各地文化交流互動中不斷豐富和發展的。香港人在海外的經歷，為香港文化注入了新的元素，也為當地文化帶來了新的影響。這種文化的雙向流動，創造了前所未有的可能性。我們看到了港式英語在英國的興起，看到了粵語文化在加拿大的繁榮，看到了香港民主運動對台灣社會的啟發。這些都是「新香港」文化創新的具體體現。
然而，我們也必須誠實地面對「新香港」建構過程中的挑戰與困難。離散不是浪漫的冒險，而是充滿痛苦與掙扎的現實。語言的隔閡、文化的差異、經濟的壓力、身份的焦慮，這些都是每一個離散者必須面對的具體困難。更深層的挑戰在於，如何在保持香港文化特色的同時，避免陷入文化孤島的困境。如何在堅持價值認同的同時，實現與當地社會的良性互動。如何在傳承傳統文化的同時，保持文化的活力與創新能力。
代際差異也是一個重要問題。對於在香港長大的第一代移民來說，故鄉的記憶是鮮活的，文化認同是強烈的。但對於在海外出生或長大的第二代、第三代來說，香港可能只是父母口中的故事，只是一個遙遠的文化符號。如何讓年輕一代理解並傳承香港精神，是「新香港」建構面臨的長期挑戰。此外，離散社群內部也存在著分歧與矛盾。不同的政治立場、不同的生活經歷、不同的適應策略，都可能導致社群內部的分裂。如何在多元差異中建立共識，如何在分歧中維持團結，這些都考驗著「新香港」的凝聚力。
更根本的挑戰是時間的考驗。任何文化的傳承都面臨著時間的侵蝕。沒有了日常生活的浸潤，沒有了社會制度的支撐，一種文化能夠存續多久？「新香港」能夠在多大程度上抵抗時間的消磨？
歷史上，許多離散民族都面臨著文化逐漸稀釋的問題。第一代移民通常能夠保持強烈的文化認同，但隨著時間的推移，隨著與當地社會融合程度的加深，文化的特色往往會逐漸淡化。這是一個自然的過程，但也是一個令人擔憂的趨勢。對於「新香港」來說，這個問題尤其嚴峻。因為與其他離散民族不同，香港人的離散是在一個相對短暫的時間內大規模發生的，缺乏長期的文化傳承機制。而且，香港文化本身就是一個相對年輕的文化，缺乏深厚的歷史根基。因此，如何建立有效的文化傳承機制，如何在快速變化的現代社會中保持文化的連續性，這些都是「新香港」必須認真思考的問題。
「新香港」與「湘港」之間的關係，也是一個複雜而微妙的問題。一方面，「新香港」的存在本身就是對「湘港」的否定，是對其合法性的質疑。另一方面，「新香港」的文化根源依然在那片土地上，依然與那裡的人們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
這種複雜的關係，產生了各種矛盾與張力。一些離散者選擇完全割斷與「湘港」的聯繫，拒絕承認它的存在；另一些人則試圖保持某種微妙的平衡，既不認同「湘港」的政治制度，又不願意完全放棄對故鄉的感情。更複雜的是，「新香港」的發展也會反過來影響「湘港」。海外香港人的成功，可能會啟發留守者；他們的聲音，可能會傳回故鄉；他們的存在，本身就是對「湘港」統治合法性的挑戰。
這種相互影響，創造了一種新的政治動態。「新香港」不是簡單的逃避，而是一種另類的抗爭形式。它用自己的存在證明，香港精神並未死亡，香港文化依然活力。
在「新香港」的建構過程中，國際社會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各國政府的政策，不僅決定了香港人能否順利移民，也影響著他們在新環境中的適應與發展。英國政府推出的 BN(O) 簽證計劃，為數十萬香港人提供了新的選擇，這是對香港人的實質支持。加拿大、澳洲等國的移民政策調整，也為香港人打開了新的門戶。這些政策背後，體現的是國際社會對香港人困境的理解與同情。但僅僅提供移民機會是不夠的。如何幫助香港人更好地融入當地社會，如何支持他們的文化傳承活動，如何為他們提供必要的心理支持，這些都是國際社會需要思考的問題。
更重要的是，國際社會需要理解「新香港」的政治意義。這不僅僅是一個難民問題，也不僅僅是一個移民問題，而是一個關乎人類自由與尊嚴的根本問題。支持「新香港」，就是支持普世價值，就是對威權主義的反抗。
在墓碑上耕耘：哀悼中的創造
讓我回到最初的起點，回到那塊沉重的墓碑。我堅持，「香港已死」是一個必須被正視的、不可迴避的沉痛事實。那個我們所愛、所捍衛、所認同的「我城」，在地理意義上，確已淪陷，變成了價值觀迥異、政治制度截然不同的「湘港」。對此，我們必須進行徹底的、毫不妥協的哀悼。
但這塊墓碑，並非終點，而是一個新的起點。它標誌著一個時代的結束，也催生了一種新形態的開始。它記錄著巨大的失落，也埋下了希望的種子。
在這個意義上，我們是在墓碑上耕耘的一代人。我們的任務，不是守護一座已經死去的城市，而是在失落的廢墟上，創造新的生命形態。我們的使命，不是沉湎於過去的輝煌，而是在記憶的基礎上，建構新的未來。這是一種前所未有的歷史經驗。我們見證了一個城市的死亡，但我們也參與了一個新的精神共同體的誕生。我們經歷了家園的喪失，但我們也發現了精神的新的棲息地。我們承受了離散的痛苦，但我們也體驗了創造的快樂。香港的未來，已不再繫於那片我們曾經熟悉的土地，而是活在每一個拒絕遺忘、堅持言說、並以行動承載其核心價值的個人心中。香港精神，如同蒲公英的種子，雖被政治的狂風吹散，卻也因此擁有了在更廣闊的天地中生根發芽的可能。
結語：在張力中前行
這是一條在哀悼中前行，在失落中創造，在絕望中播種希望的艱難道路。我們活在「我城」已逝的幽靈與「新香港」萌芽的種子之間的巨大張力中。這種張力是痛苦的，但也是富有創造力的。它迫使我們不斷地反思自己的身份，不斷地重新定義自己的使命，不斷地尋找新的表達方式。
坦然擁抱這種張力，並在其中奮力活出人的尊嚴，其本身，就是對那個宣判我們精神死亡的威權最有力的否定。在墓碑上耕耘，看似荒謬，卻是我們這一代香港人無可迴避的宿命與使命。
我們無法復活已經死去的「我城」，但我們可以創造新的精神家園。我們無法回到過去的黃金歲月，但我們可以為未來播下希望的種子。我們無法改變既定的歷史，但我們可以書寫屬於自己的新的篇章。在這個意義上，「香港已死」不是一個絕望的結論，而是一個嚴肅的起點。它提醒我們，任何真正的重生，都必須建立在對死亡的充分認識之上。任何真正的希望，都必須建立在對現實的誠實面之上。
香港精神不死，正是因為它已經超越了地理的束縛，超越了政治的限制，成為了一個真正的精神遺產。它將在「新香港」的建構中獲得新的生命，在全球的離散中找到新的表達，在時間的考驗中展現新的韌性。這是我們這一代人的歷史責任，也是我們留給後代的精神財富。在這個意義上，我們不僅是「我城」的哀悼者，也是「新香港」的創造者。我們不僅是歷史的見證者，也是未來的建構者。
讓我們在哀悼中前行，在失落中創造，在絕望中播種希望。這是我們對逝去的「我城」最好的紀念，也是我們對未來的「新香港」最好的承諾。
張燦輝
中大哲學系前系主任
2025年7月6日凌晨
英國聖奧本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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