楔子：從奧德賽到離散者，一場永無歸途的漂泊

荷馬史詩《奧德賽》為我們描繪了人類對「家」最原初也最深刻的渴望。英雄奧德修斯歷經十年征戰，又經十年漂泊，心中只有一個念想——重返故土伊薩卡。然而，這部不朽史詩的深邃之處，並非在於最終的團圓喜劇，而在於它揭示了「吾家／無家」這一人類存在的根本弔詭。

這個弔詭貫穿了奧德修斯的整個歸鄉歷程：他越是渴望「吾家」，越是體驗到深刻的「無家」之感；當他終於踏上故土，卻發現自己必須以陌生人的身分，在自己的領地上重新經歷一次精神流亡。更為深刻的是，荷馬透過這個原型故事，揭示了一個存在論層面的真相：真正的「無家」狀態，往往並非發生在異國他鄉的漂泊途中，而是在重回故土後，發現自己已然成為徹底的異鄉人。

奧德修斯在海上的十年漂泊，雖然充滿艱險，但他的身分是明確的——他是英雄，是國王，是那個渴望回家的男人。支撐他的，是對「吾家」的清晰記憶：那個包含妻兒、王國、財產與完整社會秩序的伊薩卡。然而，真正的考驗始於歸鄉之刻。女神雅典娜將他變作襤褸乞丐，讓他以「無名者」的身分踏上故土。這個隱喻意味深長：他必須在自己的家園中體驗作為異鄉人的屈辱與孤獨。

在自己的宮殿裡，他被僕人驅趕，被求婚者羞辱，甚至連忠實的牧豬人都不認識他。他親眼目睹家產被蠶食，妻子被騷擾，秩序被顛覆。這一刻，物理上的「吾家」非但未能給予慰藉，反而成為痛苦的放大器。他身在最熟悉的空間，心靈卻經歷著前所未有的流亡。這種在「家」中感受到的「無家」之痛，遠比在波濤洶湧的海上更加刺骨，因為它摧毀了最後的精神支柱——歸屬感。

荷馬透過這個巧妙的敘事安排，為我們揭示了「無家的自由」與「有家的悲哀」這一深刻弔詭。奧德修斯在海上雖然「無家」，但他享有一種精神上的自由——他可以保持對理想之「家」的純真想像，可以在記憶中無限美化那個伊薩卡。然而，一旦踏上故土，這種自由瞬間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有家」的巨大悲哀——他必須面對現實的殘酷，接受家園的變質，承認自己已變成異鄉人的事實。

這個來自古典時代的深邃洞察，在三千年後的今天，竟成為理解另一群現代流亡者——後《國安法》時代香港離散社群——精神處境的最佳鑰匙。他們並非遠征特洛伊的戰士，卻同樣經歷了家園的陷落與精神的放逐。當我在海外港人媒體陸續發表《香港之死》與《香港墓誌銘》等文章時，這不僅是政治性的宣告，更是一份集體的哀悼，標誌著一個時代的終結，也預示著一場永無歸途的現代奧德賽的開始。在此不贅。

「香港之死」——當「吾家」蛻變為無法辨認的異域

「家」從來不只是磚瓦構築的物理空間，它更是由共同記憶、價值信念、生活方式與公民社會織成的精神共同體。對許多港人而言，2020年6月30日《港區國安法》的頒布實施，標誌著這個精神家園的死亡。這是一種「三重死亡」：政治香港的死亡、文化香港的死亡，以及作為自由港象徵的香港的死亡。

昔日香港的消逝，留守者感受最為深切。一位66歲的退休建築師直言：「《國安法》實施後，香港已經是一座死城，沒有未來。」另一位58歲的研究員林小姐則感覺「自己已不在香港」，因為大量新移民正試圖「改變香港，改變香港人」。這種感受超越了人口結構的變化，觸及的是文化肌理的深層撕裂。

當廣東話的生存空間被普通話擠壓，當熟悉的茶餐廳招牌被簡體字取代，當 TVB 的娛樂節目充斥著主旋律色彩，留守者開始在自己的土地上體驗一種內部流亡。他們身處「吾家」，卻眼睜睜看著這個「家」的靈魂被抽離，軀殼被異質文化填充。62歲的 IT 工作者 Larry 哀嘆：「這已經不再是我熟悉的地方，它變成了一個陌生的地方……昨天的香港已經死了，今天的香港是中國的一個城市。」

這種精神層面的死亡，比任何物理摧毀都更加徹底。它不僅改變了城市的外貌，更根本地改變了這座城市的「基因」。舊日香港賴以立足的核心價值——法治、自由、多元、開放——被系統性地瓦解，取而代之的是一套全新的政治正確與行為規範。這種變化如此深刻，以至於許多人開始懷疑：眼前這座城市，還是他們曾經深愛的香港嗎？

「三重死亡」的疊加效應，構成了一幅家園崩壞的全景圖。它解釋了離散者出走的根本動機：他們並非單純為了追求更好的生活條件，而是因為維繫其身分認同的精神家園已經死亡。離開，因此不是選擇，而是一種別無他法的必然。然而，這場出走並非通向新生活的坦途，而是踏入另一重更深邃困境的開始——永恆漂泊的「無家」狀態。

《香港墓誌銘》——在「無家」狀態中為故土送葬

墓誌銘是一種特殊的文體，它以凝練的文字為逝者蓋棺論定，確認生命的終結，並將其安放於歷史長河之中。當我作為流亡哲學人開始為香港書寫「墓誌銘」，這個看似文學性的舉動，深刻地反映了我在「無家」狀態下的心理現實。這不僅是對一座城市死亡的哀悼，更是在精神上為自己失去的「家」與身分舉行的一場葬禮。

流亡者的「無家」首先體現在物理層面。他們散落在英國、加拿大、澳洲、台灣等地，面對語言隔閡、文化衝擊、經濟壓力與身分重建的多重挑戰。然而，「無家」更是一種無法擺脫的心理狀態。即使他們在新土地上建立起物理居所，那種植根於土地的歸屬感卻難以復現。

他們活在一種懸置狀態中。一方面，心靈與記憶仍舊繫於那個回不去的香港，時刻關注家鄉動態，為每一次打壓而憤怒，為每一絲抵抗而動容。另一方面，又必須努力融入新社會，學習新的生活規則。這種身心分離使得「此地」與「彼岸」的界線變得模糊，無論身在何處，都無法獲得真正安寧。

「無家」的弔詭在於，即使逃離了那個已死的「家」，那個「家」的權力幽靈卻如影隨形。港府透過跨國鎮壓，將管治權延伸至全球：將海外倡議者列為「潛逃者」，撤銷特區護照，懸紅通緝，禁止資助，甚至透過騷擾、逮捕在港親人來實施「連坐懲罰」。這種做法徹底打破了「家」與「異鄉」、「安全」與「危險」的地理界線，讓流亡者意識到他們並未真正逃脫。

在這種極致的「無家」困境中，書寫「墓誌銘」成為必要的心理儀式。首先，它是一種「確認」——承認那個曾經賦予他們身分與意義的香港確實「死」了。這是痛苦的過程，如同親手為摯愛合上雙眼，必須直面失落的終局性。

其次，它是一種「銘記」。墓誌銘的功能是濃縮逝者一生功業，使其不被遺忘。為香港撰寫墓誌銘，就是將這座城市曾經的光輝——自由、法治、活力、獨特語言文化與公民精神——鐫刻下來。在官方試圖用「由治及興」敘事抹去歷史的當下，這種個人的、充滿情感的銘記本身就是抵抗。

最後，它是一種「安放」。透過書寫，流亡者將巨大的、無處安放的哀傷轉化為有形的文字。這是整理創傷、賦予苦難意義的過程。墓誌銘讓那座回不去的城市在文學與記憶中找到永恆歸宿，也讓流亡的香港人自己獲得了新的身分認同——成為「為亡城撰寫碑文的人」。

異鄉人的永恆命運——「無家的自由」與「有家的悲哀」

流亡港人所面臨的核心困境，正是「無家的自由」與「有家的悲哀」之間的深刻張力。這個弔詭揭示了現代離散經驗的本質特徵：自由與痛苦的共生，解放與失落的並存。

「無家的自由」首先體現在物理層面的解脫。逃離香港，意味著擺脫了24小時監控、言論審查、政治清算的恐懼。在異國他鄉，他們可以自由發聲，可以舉辦抗議活動，可以公開表達對極權的批判。這種自由是真實的，也是珍貴的。許多流亡者初到新環境時，都會被這種久違的自由感動到落淚。

然而，這種自由卻建立在根本性失去的基礎上。他們失去的不僅是物理的家園，更是整個生活世界——熟悉的街道、親密的人際關係、共同的語言文化、集體的歷史記憶。這種失去如此徹底，以至於自由本身也帶上了痛苦的色彩。他們可以自由地批評中共，但再也無法在維多利亞公園參與燭光晚會；他們可以自由地討論民主，但再也無法在中環聽到「光復香港，時代革命」的呼聲。

「有家的悲哀」則體現在另一個層面。對許多留守港人而言，物理上的「家」依然存在，他們依然可以在熟悉的茶餐廳喝奶茶，依然可以在維多利亞港看夜景，依然可以說著流利的廣東話。然而，這種「有家」狀態卻充滿了深沉的悲哀，因為他們必須目睹這個「家」一點點變質，必須在沉默中吞下所有的不滿與憤怒。

他們像是被困在一個巨大的監獄中，這個監獄有著家園的外貌，卻已失去家園的靈魂。他們「有家」，卻感受不到家的溫暖；他們身在故土，內心卻比任何流亡者都更加孤獨。這種在「家」中的異鄉人體驗，構成了另一種形式的流亡——精神流亡。

離散的無奈與悲哀——當異鄉人成為永恆身分

卡繆曾深刻地描述過「異鄉人」的存在處境：他們永遠處於世界的邊緣，無法真正融入任何一個社群，註定要在疏離中尋找自己的位置。這個存在主義的洞察，完美地概括了流亡港人的精神狀態。

對流亡港人而言，「異鄉人」不僅是暫時的處境，更可能成為永恆的身分。他們在新的國度中，無論如何努力融入，都難以完全擺脫「外來者」的標籤。他們的口音、習慣、思維方式，都在提醒著周圍的人，也提醒著他們自己：你們來自別處。

更深層的悲哀在於，他們同時也失去了「故鄉人」的身分。當他們偶爾回港探親，或透過網路關注家鄉動態時，會發現自己已經無法完全理解當下香港的語境。新的政治正確、新的社會規範、新的文化符號，都讓他們感到陌生。他們開始意識到，自己已經不屬於任何地方——既不屬於新的居住地，也不再屬於原來的故鄉。

這種雙重疏離造成了深刻的身分焦慮。他們必須重新回答一個根本問題：我是誰？他們可能會說「我是香港人」，但這個香港已經不存在了；他們可能會說「我是加拿大人」或「我是英國人」，但內心深處知道這只是法律上的身分，並非精神上的歸屬。

離散的無奈與悲哀，還體現在對下一代的擔憂中。許多流亡家庭都面臨這樣的困境：如何向在異國出生或成長的孩子解釋「香港」的意義？如何傳承一種已經失去根基的文化？如何讓孩子理解父母為甚麼要放棄安穩的生活，選擇漂泊？

這些問題沒有標準答案，每個家庭都在摸索中前行。有些人選擇淡化香港身分，全力融入當地社會；有些人堅持保持香港文化，在家中說廣東話，看港產片，過傳統節日。但無論選擇哪種策略，都伴隨著深深的不確定感：這樣做是對的嗎？我們真的能在異鄉重建香港嗎？

「吾家／無家」的終極弔詭——在故土成為永恆異鄉人

當我們將「香港之死」的現實與「香港墓誌銘」的隱喻結合起來觀察，便能窺見流亡港人所深陷的「吾家／無家」終極弔詭。這個弔詭的核心，正如奧德修斯的命運所昭示：最深刻的「無家」之感，並非來自異鄉的漂泊，而是來自凝視「吾家」時發現自己已然成為徹底異鄉人的殘酷事實。

流亡的起點是「吾家」的死亡。這個「家」已變得面目全非，核心價值蕩然無存，甚至成為威脅個體生存的險地。因此，他們被迫離開。然而，這個行動本身就包含著深刻的悖論：他們是為了尋找可以安身立命的「家」而離開，但離開的結果卻是陷入更為絕對的「無家」狀態。因為他們所追尋的那個「家」，是建立在舊日香港記憶與價值之上的，而那個香港已然不復存在。

對許多被通緝的流亡者而言，物理返鄉的道路已被永久切斷。回去，意味著身陷囹圄。但更深層的弔詭在於，即使沒有法律阻礙，心理上的「返鄉」也已變得不可能。

設想一位流亡多年的港人重回今日香港，他將看到甚麼？他會看到無法認同的政治正確，被規訓的沉默，被簡體字與普通話侵蝕的文化景觀。他所珍視的價值、堅持的信念，在當下的社會氛圍中可能被視為「軟對抗」或「潛在國安風險」。他在最熟悉的銅鑼灣街頭、在曾經揮灑汗水的維多利亞公園，感受到的不會是歸家的溫暖，而是前所未有的窒息疏離。

他將成為真正的「異鄉人」。他的語言、記憶、價值觀，都將使他與這片土地格格不入。這種在「吾家」感受到的「無家」之痛，遠比異國漂泊更加刺骨，因為它徹底粉碎了回歸的希望，確認了流亡的永恆性。

面對回不去的故土，流亡港人社群唯一的出路，是在「無家」狀態下嘗試重建新的、離散的「吾家」。他們在世界各地建立港人社區中心，舉辦文化市集，開辦廣東話課程，放映香港電影，試圖在異鄉土壤上復刻微縮的香港。

這個過程充滿力量，卻也伴隨內在張力。不同時期、不同背景的流亡者，對香港未來想像、抗爭路線，乃至「何為香港人」的定義，都可能存在分歧。這種內部張力使得海外建立統一的「香港家園」變得極具挑戰。然而，正是這種不斷的對話、爭論與磨合，構成了離散社群保持活力的動態過程。

背負著墓誌銘的奧德賽——一場抵抗遺忘的永恆之旅

「吾家／無家」的弔詭，精準地捕捉了後國安法時代流亡港人的核心困境：他們逃離了已然死亡的「家」，卻發現自己陷入更徹底的「無家」狀態，因為那個曾經的「家」會以幽靈形式持續追擊，而返鄉之路又已被完全封死，任何回歸想像都只會印證自己「異鄉人」的最終宿命。

他們的旅程是一場沒有伊薩卡在終點等待的奧德賽。他們的追尋不再是地理上的回歸，而是在失落、創傷與無盡漂泊中，如何守護一種名為「香港人」的身分認同。他們是背負著一座城市墓誌銘的行者，這塊碑文沉重，卻也是身分的印證、力量的來源。

在這場永恆的漂泊中，流亡港人體驗著「無家的自由」與「有家的悲哀」的雙重弔詭。他們享有在異鄉自由發聲的權利，卻永遠無法擺脫作為「異鄉人」的孤獨；他們懷念故土的一草一木，卻明知回歸只會加深異化的痛苦。這種存在處境超越了地理意義上的流亡，觸及的是人類存在的根本困境——在一個日益同質化的世界中，如何維護自己的獨特性；在全球化的浪潮下，如何堅持自己的價值立場。

為香港書寫墓誌銘，宣告「香港已死」，並非出於絕望的放棄，而恰恰是最深沉的愛與最頑強的抵抗。因為唯有直面死亡，才能為逝者守靈；唯有銘記歷史，才能抵抗當權者的遺忘術。在這場漫長的「無家」之旅中，流亡港人透過書寫、歌唱、集會與種種文化實踐，將那座物理上已死的城市，轉化為永存於記憶與精神中的不朽城邦。

這場在「無家」狀態下的奮力頑抗，構成了我們這個時代最深刻、也最悲壯的離散敘事之一。它提醒我們，在全球化與威權主義夾擊的當下，每一個人都可能面臨失去「家園」的危機，每一個人都可能需要在「無家」的狀態下重新定義自己的身分與歸屬。流亡港人的經驗，因此不僅是個別群體的遭遇，更是整個人類共同體必須面對的存在課題。

他們背負著墓誌銘的奧德賽，是一場沒有終點的旅程，也是一場永不妥協的抵抗。在這場旅程中，「香港」已經超越了地理概念，成為一種精神符號，一種價值堅持，一種對自由與尊嚴的不懈追求。只要這種追求不死，「香港」就永遠不會真正死去；只要記憶不滅，流亡者就永遠不會真正「無家」。這或許是在「吾家／無家」弔詭中，唯一能夠給予慰藉的真理。

 

張燦輝

中大哲學系前系主任
2025年7月13日
英國聖奧本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