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 香港的大學如何成為黨政國家的延伸
香港的大學從半自治的知識份子天堂轉變為專制控制的工具，是北京有系統地瓦解「一國兩制」框架的最重要後果之一。隨著2020年7月1日《國家安全法》的實施以及隨後2024年3月《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的實施，「一國兩制」和高度自治的承諾已淪為空話。今天，香港正迅速成為中國大陸的另一個沿海城市，失去了在英國殖民統治下建立的優勢和自由：法治、多元化的公民社會、獨立的新聞業和公正的公務員傳統。
對學術自由的侵蝕是有系統和全面的。根據「人權觀察」最新的報告，香港的學術自由自「新學制」實施以來嚴重下降。根據學術自由指數，香港現時在全球排名最後五分之一，其綜合得分近年急劇下跌。學生、學者和行政人員，尤其是那些研究當代社會政治議題的人，「覺得他們好像活在顯微鏡之下」，在這種氛圍下，追求知識本身就被視為一種潛在的安全風險。
今天，在我曾任哲學教授的香港中文大學，以及香港其他七所公立大學，「學術自由」已經沒有多大意義。《國家安全法》要求每一位學生和教職員都要證明他們的愛國資格。雖然教授們可能會繼續致力於純學術研究，但他們已學會避免討論被當局視為敏感的政治議題。台灣獨立、香港身份、民主或任何對中國共產黨政策的批判。
制度上的箝制是徹底而有條理的。香港的八所公立大學現在都是由持有北京所喜歡的觀點的個人所管理。大學的校董會被有系統地重組，行政長官日益任命親北京的人士擔任重要職位。這些理事會阻止被認為是親民主派的學者擔任大學的領導和教職。研究人員指出，結果是學術界的意見被「和諧化」，擴大了中國當局的聲稱，即親民主派的聲音現在已經「成為少數」。
這種轉變並不是透過政府的直接干預，而是透過學者所謂的「行政狂喜」（administrative ecstasy） － 大學管理者對政府期望的熱情滿足和超越。大學的高層管理團隊已經成為鎮壓的主要驅動者，在沒有北京明確命令的情況下執行濫用政策。他們一再騷擾學生會、監視教職員的活動，並清除大學中任何被視為敵對新秩序的東西。
II. 恐懼的多重層面：理解香港學者保持沉默的原因
要理解香港學術界陷入的極度沉默，就必須認識到籠罩香港知識份子的恐懼的多面性。我的業師、已故的勞思光先生曾多次勸告：「生活在共產主義威權下是一種可怕的處境，但千萬不要成為幫兇，不要搖旗吶喊，也不要阿諛奉承！」。他在共產黨和國民黨專制統治的經驗中所說的話，對今天的香港學者產生了強烈的共鳴，他們發現自己正處於日益危險的境地。
香港知識份子的沉默源於幾個相互關聯的因素，每個因素都強化了其他因素，形成了一個限制網絡，有效地消除了學術界的異見。台灣中央研究院的學者吳叡人教授指出，知識份子在香港民主運動中的缺席是一個特別的現象，在2019年的抗議期間變得明顯，之後在國家安全法的體制下更加惡化。
世界性殖民主義的悖論
這種沉默的第一個層面，在於吳氏所描述的香港人文知識份子的「深層殖民意識」。這些學者深受西方意識形態的影響，並在精英教育機構中接受教育，他們帶有一種知識優越感，但同時又聲稱自己是反殖民地和後殖民地的。這種自我矛盾使他們陷入一種奇特的癱瘓狀態：他們擁有理論知識去理解專制主義，卻缺乏實際經驗或勇氣去直接面對它。
大多數香港知識份子都是在西方精英大學的學術自由環境中接受教育，並認為他們所享有的學術自主和自由是理所當然的。直到最近，他們從未經歷過像現在這樣明顯的政治和學術審查和壓迫。以我在中大二十多年的教學和行政經驗，我可以證實，教職員普遍認為學術自主、自由、民主和法治是理所當然的。然而，有關哲學和政治議題的討論和辯論，仍然主要局限於眾所周知的象牙塔內，與普通香港人的生活經驗脫節。
法律恐嚇與域外管控範圍
第二個層面涉及學者現在面對的非常真實的法律危險。《國家安全法》第38條將其適用範圍擴大到香港境外，這意味著海外學者可能在通過香港或中國大陸機場的那一刻被逮捕。這種治外法權的應用造成了寒蟬效應，遠遠超出了香港的邊界，影響了全球的學術討論。
對於本地教職員來說，其利害關係是直接而存在的。一宗匿名投訴可能導致警方到訪、拒發簽證或立即終止聘用。專門研究1989年天安門鎮壓事件的加拿大籍華裔歷史學家何曉清的案例就是這個新現實的例證。在被香港入境事務處拒絕延續簽證後，她被中大立即解僱。她的個案被認為是第一個已在香港受聘的研究人員被拒簽證回港並隨後失去工作的高調案例。
分析人士指出，對於何謂違反國安法的含糊定義，已在香港各所大學造成「寒蟬效應」。正如人權觀察的王松蓮所指出： 「當紅線不清楚時，就會有一種普遍的恐懼感，學生和教職員就會試圖做出調整，以確保他們不會惹上麻煩」。
經濟依賴與職業生存
第三個層面關乎學術生活的物質現實。香港的研究撥款機制，包括教資會補助金、研資局撥款，以及越來越多的「大灣區」合作計劃，現在都要求隱含或明確地與國家目標保持一致。發表重要的研究成果可能會危及補助金的續期、任期前景和住房福利。大學行政人員已經明確表示，「國際排名」取決於維持「和諧」的論述，迫使許多人遵守規定，以保護數十年來建立的職業生涯。
這種經濟槓桿已經不僅局限於個人的職業生涯，還延伸到整個學術計畫。學系被合併、修改或更名，以避免敏感聯想。與中國有關的課題被有系統地從課程大綱中刪除，學術詞彙也經過精心調整，以符合政府認可的術語。研究已轉向「更安全」的課題，許多傑出的香港政治學者也離開香港，到其他地方尋找機會。
家庭脆弱性和跨國恐嚇
第四個特別陰險的層面，是有系統地利用家庭成員作為對付學術批評者的砝碼。國際特赦組織和其他人權組織記錄了一些案例，當學生或學者在海外發表意見時，他們在中國大陸的親屬就會受到騷擾。這種「親屬挾持人質」的手段不僅僅是理論上的，它代表了一種持續的跨國壓制模式，在香港學術界造成了深刻的焦慮。
那些在廣東長大或有跨境家庭關係的人明白，在播客或演講中不小心說了一句話，可能會對住在深圳或其他內地城市的年邁父母帶來後果。這種知識培養了一種自我審查的形式，它超越了個人職業上的顧慮，涵蓋了家庭的安全和保障。
集體學術平台的侵蝕
第五個層面涉及曾經支持學術異見的制度框架的系統性破壞。自2020年起，學生會、教職員協會和校園報紙已被撤銷資金、取消註冊或被直接監控。成立於1971年的香港中文大學學生會，在校方斷絕與其聯繫並要求其向政府機構獨立註冊後，於2021年10月解散。香港大學、香港理工大學以及最近的香港浸會大學學生會也遭遇了類似的命運。
如果沒有這些論壇來擴大抗議並提供集體支持，個別學者會發現自己孤立無援且易受傷害。「民主牆」是傳統上學生用來討論政治議題和表達意見的告示板，在大學校園內被拆除後，甚至連非正式的政治表達空間也沒有了。這個信息很清楚：異見不會被容忍，即使是最基本的形式。
III. 自我審查的機制： 恐懼如何改變學術言論
香港學術環境的轉變創造了一個全面的先發制人的自我審查制度。人權組織進行的調查顯示，自2020年以來，超過70%的社會科學系教員大幅修改了課程內容。這些修改遠超過明顯的政治議題，涵蓋任何可能被當局根據刻意模糊的準則視為敏感的主題。
自我審查同時在多個層面運作。例如，在機構層面，大學成立了「風險評估小組」來審查研討會主題、課程單元和受邀演講者。由於這些小組的運作沒有明確的指導方針，因此產生了一種氛圍，最安全的做法往往是最嚴格的做法。學術部門現在要求外部演講者必須通過安全審查，而中性的詞彙，例如「自決」、「公民民族主義」或「面臨危機的學者」，也避免出現在大學伺服器上的課程大綱中。
個別學者已適應這種環境，從根本上改變了學術論述的本質。許多曾經簽署公開信支持民主價值的教授，已經刪除舊有的社群媒體文章，並限制參加線上研討會。Zoom 研討室只限預先核准的參加者進入，研究主題也經過謹慎選擇，以避免與政治敏感領域有任何可能的交集。一位中大講師匿名向美國之音解釋，「我們的工作是保護學生免受危險；如果這意味著沉默，那就沉默吧」。
這種持續的警戒造成了嚴重的心理傷害。較年輕的教職員表示會失眠、焦慮，有些人形容有一種「預期性悲傷」的感覺 － 哀悼他們曾經認為理所當然的知識自由的喪失。中年的外籍人士正靜靜地搬到新加坡、美國和其他學術自由不受影響的地方。與此同時，本地學者面臨痛苦的抉擇，要麼移民，要麼照顧年邁的父母，他們無法輕易離開香港。
對於那些留在香港的學者而言，知識框架已大幅收窄。曾經引發熱烈學術辯論的議題，如香港身份認同、中國民主化、比較專制主義和亞洲人權等，不是從學術討論中消失，就是被重新定義，剔除了批判性的內容。正如一位學者所說，其結果是 「符合黨的觀點的高等教育消毒版」。
IV. 符號抹除與遺忘的建築
香港大學校園的實際轉變，是學術自由和歷史記憶受到侵蝕的一個有力隱喻。移除民主紀念碑和政治藝術品不只是表面上的改變，而是有系統地重塑高等教育的象徵景觀，並消除對香港民主訴求的實質提醒。
其中最戲劇性的拆除行動發生在2021年12月底，三個紀念1989年天安門大屠殺的標誌性紀念碑在黑暗的掩護下同時被拆除。香港大學丹麥雕塑家高志活的「恥辱柱」（編按：國殤之柱）、中大的「民主女神像」和嶺南大學的浮雕 － 均由雕塑家陳維明創作 － 在協調的行動中消失，傳達了可接受記憶的新界限的清晰信息。
鑑於中大民主女神像的歷史和大學對其安裝的反應，從中大移除民主女神像尤其具有象徵意義。2010年塑像豎立時，我與中大哲學系二十多位教職員一起，共同起草並通過了一份聲明，支持學生的倡議。在我們的聲明中，我們確認「言論自由的權利得到全球認同的重要性是至高無上的，尤其是在延伸至香港人的《基本法》中。」中大前校長沈祖堯教授對這座雕像表示歡迎，認為這是中大承諾「言論自由和學術自主、營造包容和開放對話的環境、擁抱不同觀點」的一部分。
然而，到了2021年，這種制度記憶已被抹去。儘管公開紀錄顯示該大學先前曾給予支持，但中大行政部門聲稱從未授權展示該雕像。在沒有諮詢教職員或學生的情況下進行的午夜移除行動，顯示了中大領導層的徹底改變。同樣能說明問題的是，之前支持雕像的教職員並沒有提出任何公開抗議 － 這種沉默充分說明了恐懼氣氛已經瀰漫整個校園。
象徵意義上的抹殺不只是有形的紀念碑，還包括更廣泛的校園空間改造。數十年來一直作為學生政治表達論壇的民主牆，不是被完全移除，就是受到嚴格監督，不再作為真正的辯論空間。校園圖書館開始移除被認為具有潛在敏感性的書籍，超過1,000種關於天安門廣場、新疆和地方自治的書籍從書架上消失。曾經讓研究人員自由存取的中大檔案室，現在則要求學者簽署表格，承諾遵守國家安全規定。
最駭人聽聞的篡改歷史例子發生在2023年2月，在新亞圓形廣場將創校反共先賢錢穆以 AI 技術重現和大陸合唱團 「歌頌祖國」! 這種對錢穆先生和新亞精神的公開侮辱，怎可以發生在錢穆圖書館、新亞水塔下的孔子和唐君毅銅像、廣場石牆上余英時先生名字附近？影片中貼上錢先生之言「無論你去外國留學，你去哪裡，不要忘記，你是個中國人。」無恥的將錢先生所指的「中國人」變成「共產中国人」！錢先生在天之靈見到必悲憤莫名！
我們在海外的香港人和中大人看到如此噁心的場面，肯定憤怒無比，但更憤怒和更可悲的是這活動不在校外表演場所舉行，而是在新亞圓形廣場 ！即是説中大高層和新亞院長是首肯的！我不知道有沒有新亞校董、校友、同學和教職員同意這事情， 但似乎沒有任何異議反對聲音。不過令我更悲哀的是中文大學歷史系的眾教授沒有一人發聲表示不滿和抗議！歷史系的教授眼見新亞校方將創校歷史學家錢穆先生如斯侮辱而不出一言，以後如何教授歷史和講述錢穆的學説？這不是極悲痛的事嗎！錢先生和余先生弟子遍天下，在不少著名大學任教，身在自由世界而不出聲反抗強權侮辱老師，怎樣可以說得過去？希望我是孤陋寡聞，歷史學家已經公開譴責這件違背歷史真相的事情。
當然這是白色恐怖的勝利！我也相信絕大部分有良知的歷史教授不同意，但因恐懼而噤聲。不過，不發一言而默默地讓不公義，虛假的謊言流傳下去，是一個「知識 人」之所為嗎？讓極權專制統治我們的思想和行為是可以接受的嗎？
V. 控制的擴張： 第二十三條與新保安架構
2024年3月通過的香港《基本法》第二十三條進一步收緊了對學術自由的限制，擴大了壓制異見的法律框架，並創造了新的可能犯罪的學術活動類別。與北京實施的2020年國家安全法不同，第23條是本地立法，顯示香港政府在限制公民自由方面甚至願意超出北京的預期。
新法引入的罪行包括叛國、叛亂、破壞、外來干擾、煽動叛亂、竊取國家機密和間諜活動。學者特別關注的是法律對「國家機密」的定義，其中包括與「中國經濟或社會發展」或香港有關的資訊。理論上，這個定義可以涵蓋大部分合法的社會科學研究，為研究當代中國或香港議題的學者創造一個法律地雷區。
第二十三條的程序方面同樣令人不安。法律允許控告前拘留長達16天，限制嫌犯與律師的接觸，並允許秘密證據的閉門審訊。對學者來說，在未被起訴的情況下被長期拘留的前景是一種強大的威脅，使他們不敢參與任何可能被視為與國家安全有關的研究主題。
對大學圖書館和檔案室的影響是立即且深遠的。在第二十三條實施之後，幾所大學圖書館移除了可能屬於敏感性的資料。研究人員現在在簽署合規表格以存取檔案時面對更嚴格的要求，有些館藏已完全不對研究當代政治或香港近代史相關主題的研究人員開放。
國際學術合作在擴大的安全框架下也受到影響。接待香港交換學生的海外大學不得不重新編寫課程描述和單元大綱，以避免觸發 NSL 的治外法權。會議主辦單位經常將香港學者排除在討論敏感話題的研討會之外，這並非出於敵意，而是由於真正擔心他們的安全。
這種寒蟬效應延伸至學術出版和會議參與。以香港為基地的學者表示，他們很難獲得批准參加國際會議，而海外學者也越來越避免將香港作為會議地點或研究目的地。結果是，香港學術界與國際學術網絡日益隔離，而這正是香港大學曾經吸引全球人才的關係。
VI. 國際層面： 香港學術限制的全球影響
香港學術自由的侵蝕所帶來的影響遠遠超越香港的邊界，影響到國際學術合作、研究夥伴關係和學術人才的全球流動。世界各地的大學都在努力解決如何維持與香港機構的關係，同時保護自己的教師和學生不受香港安全法律的影響。
國家安全法的治外法權性質，對於那些擁有龐大香港學生人口或與香港機構有大量研究合作的國家的大學，帶來了特別的挑戰。舉例來說，透過英國國民（海外）簽證計劃接收大量香港學生的英國大學，已制定特定的教學和研究指引，以減低對香港國民及其教職員的潛在風險。加拿大、澳洲和美國的院校也採取類似的預防措施。
香港的大學人才大量外流，但由於議題的敏感性，準確的數字仍然難以取得。僅在2022 年，就有361名學者離開了香港的八所公立大學，流失率為7.4% － 為二十多年來最高。國際教師的離去尤其明顯，他們通常流動性較大，與香港的聯繫較少。
因此，香港學術人員的人口結構發生了顯著變化。到2022年，中國大陸學者的比例增加到35%，首次成為最大的單一組別，而香港本土學者的比例下降到33%，海外學者的比例下降到32%。這一轉變引起了對未來研究重點方向和學術機構處理敏感政治話題意願的關注。
VII. 馮客（Frank Dikötter）： 從謹慎的學者到尖銳的批評者的演變
曾在香港大學工作的傑出歷史學家馮客教授的個案，提供了一個特別具啟發性的例子，說明學術自由的限制如何演變，以及學者如何回應這些限制。馮客從2019年抗議期間的謹慎觀察者，到離開香港後的強烈批判者，他的軌跡概括了香港知識領域更廣泛的轉變，以及學者在專制統治下運作時必須做出的複雜計算。
身為香港大學人文科學講座教授，馮客已經成為研究1949年以來共產主義中國暴行的世界頂尖權威之一。他的《毛澤東的大饑荒》、《解放的悲劇》和《文化大革命》三部曲廣受讚譽，記錄了導致數千萬中國人死亡和受迫害的政治運動。他對共產黨罪行的細心研究和毫不留情的記錄，使他有獨特的條件去理解和評論香港正在發生的專制轉變。
然而，在2019年抗議活動的關鍵時期，當香港的未來在街頭和權力殿堂中爭奪時，馮客的公開立場顯得非常謹慎。當被問及對香港危機的立場時，他只提供了小心翼翼的模棱兩可的觀點：「現在，我和妻子一起旅行，但我們確實住在香港。從一個奇怪的角度來看，香港現在是最適合居住的地方，因為在大陸，甚至在上海和北京，都很難居住。我不需要詳細說明香港在過去兩年發生了甚麼事，但我只想說，香港比其他任何地方都更接近中華人民共和國。除了北韓。」
這種隱晦的評論讓他得以保住在香港大學的職位，而沒有對香港回歸後歷史上最重大的政治危機採取明確的公開立場。他在這段期間的做法似乎體現了許多香港學者的態度 － 儘管學者對威權主義有很深的認識，但他們認為自己的首要責任是研究過去，而不是參與當代的政治鬥爭。這種立場似乎反映了知識份子的廣泛模式，他們滿足於在大學安全的圍牆內傳播知識，避免對他們時代的迫切問題提出挑戰性的問題。
這種矛盾在馮客的個案中尤為明顯。這位歷史學家花了數十年的時間記錄共產黨壓迫的機制，然而當這些機制在他自己的城市被運用時，他卻選擇外交沉默而非學術參與。這代表了一種知識分隔的形式，將歷史分析與當代現實分割開來，彷彿過去的教訓對現況毫無影響。
然而，馮客的職業生涯在2024年底出現了決定性的轉折。在香港大學工作了十八年之後，他悄然離開，遷往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Hoover Institution）擔任高級研究員。從香港日益受限的環境到美國著名學府的學術自由，這一轉變標誌著他的處境和對權力說真話的意願的深刻轉變。
這種距離和安全感所帶來的解放是立竿見影的。2025年4月，在胡佛研究所的一次訪談中，馮客對中國共產黨的控制機制提出了他迄今為止最尖銳的批判：「中國就像一艘油輪，從遠處看來船身完好無損，但在甲板下，水手們卻在瘋狂地抽水讓它浮起來……一個靠鎮壓、宣傳和偏執維持的帝國」。對於一位在《國家安全法》限制下工作的香港學者來說，如此直接和毫不妥協的批評是不可想像的。
在2025年3月的訪談中，他將中共的恐懼形容為從純粹的憂慮擴展到徹頭徹尾的偏執狂，並表示他們「生活在對自己人民的恐懼中」。這一坦率的評價完全擺脫了他早先在香港時所發表的外交曖昧聲明。
他的轉變揭示了威權主義下學術生活的一個基本悖論：那些對威權體制有最深刻認識的人，在該體制的影響範圍內運作時，可能在談論這些體制時受到最大限制。他在香港時多年來保持謹慎的沉默，到了安全的地方卻立即大聲批評，這顯示出恐懼和制度壓力如何能讓最有見識的聲音噤若寒蟬。
他的案例揭示了學術自由（或學術自由的缺失）如何直接影響學者的勇氣。這位學者曾一絲不苟地記錄共產黨的暴行，但在他逃離政治環境的束縛之前，他無法將這些洞察力應用在他眼前的政治環境中。這說明了單靠知識並不足以抵抗；它必須結合自由表達知識所需的安全感。
因此，馮客的離開不只是個人職業生涯的轉移，更象徵了香港在批判中國研究上獨特角色的終結。數十年來，香港的大學是難得的空間，學者可以在此取得中國的資料來源與人脈，同時享有嚴謹批判分析所需的學術自由。他搬遷到斯坦福大學，意味著這些重要的學術研究從香港遷移到北京無法觸及的機構，標誌著香港知識自治系統性瓦解的另一個犧牲者。
VIII. 抵抗與適應： 專制統治下的知識份子生存策略
儘管香港的學術自由受到全面性的限制，一些反抗和適應的形式仍然不斷出現。在歷史上曾在專制政權下生活的學者的啟發下，香港學者正在制定策略，以維持其知識完整性，同時在無孔不入的監視和控制的新現實中狹縫求生。
上世紀在專制政權下生活過的哲學家和知識分子的作品，對香港學者來說有了新的意義。哈維爾（Václav Havel）的「活在真實中」（living in truth）概念和索忍尼辛（Aleksandr Solzhenitsyn）的「不靠謊言而活」（live not by lies）建議，為在專制統治下維持個人誠信提供了哲學框架。哈維爾（Havel）建議「停止扮演真正信徒的角色」，索忍尼辛（Solzhenitsyn）呼籲「不要說你知道是虛假的話」，這兩句話為學者提供了實際的指導，以維持他們在知識上的誠實。
一些香港學者採取了一種可稱為「策略性最小化」的方法 － 避免與政權積極合作，同時避免直接對抗。這種策略包括拒絕參與宣傳活動、拒絕簽署支持政府政策的官方聲明，以及避免任何可能被視為與威權主義積極合作的行動。正如貝爾（Peter Baehr）在他對香港學術界的分析中所指出的，最低的標準應該是 「不傷害」 － 避免背地裡捅同事一刀，拒絕簽署支持政府活動的文件，以及拒絕撰寫旨在討好當局的文章。
國際層面提供了一些繼續學術表達的機會。香港學者仍然可以在不受北京直接控制的外國期刊上發表文章。在《民主雜誌》（Journal of Democracy）或《中國季刊》（China Quarterly）等刊物上發表的文章不容易被刪除，即使這些工作不能在香港公開進行，也有助於維持批判性學術的記錄。
加密網路和虛擬私人網路（VPN）已成為維持學術交流的重要工具。學者透過這些安全的管道分享讀物，建立起可以稱為「信任的微型公共」－ 可以在遠離官方監視的情況下進行誠實討論的小型學者網路。這些網路通常延伸到香港以外的地方，包括台灣、海外華人社群和國際機構的學者。
香港知識遺產的保存越來越多地在海外進行。學者和積極份子有系統地將香港報紙、學生雜誌和其他海外資料庫的資料數位化。這些檔案工作確保了香港民主運動和知識份子生活的歷史記錄得以保存，即使在香港本土的所有痕跡都被抹去。
然而，所有這些策略都取決於個人是否願意冒險，而即使是最低限度反抗的空間也在縮小。監控能力的擴張、對安全法律的廣泛詮釋，以及對制度結構的有系統重塑，都表明在這樣的環境中，即使是被動的反抗也變得越來越難以持久。
IX. 更廣泛的影響： 香港作為全球學術自由的警號
香港的大學從充滿活力的知識社群轉變為專制控制的工具，對全世界的學術機構都是一個警示。這種轉變的速度和徹底程度表明，當專制勢力意圖強加意識形態控制時，學術自由可以被迅速瓦解。
香港的案例揭示了現代大學結構中的幾個弱點，這些弱點使它們很容易被威權接管。大學管治的階級性質，權力集中在管治機構和高級管理層，當這些領導職位由與專制政權一致的個人擔任時，會促進快速的體制轉型。對政府資金的依賴創造了經濟槓桿，可用於強制遵守政治指令。
儘管現代大學的國際性通常是力量的來源，但當專制政權利用經濟壓力和法律威脅將其影響力擴大到國界之外時，它也可能成為弱點。一些國際機構願意修改其政策和做法，以遷就專制主義的敏感性，這表明即使在傳統的自由民主環境中，學術自由也受到威脅。
香港的經驗也顯示了公民社會機構在支持學術自由方面的重要性。對學生會、教職員協會和獨立媒體組織的系統性破壞，創造了一種環境，使個別學者發現自己孤立無援，易受傷害。沒有能夠捍衛學術自由的集體機構，反抗變得更加困難和危險。
也許最令人不安的是，有證據顯示許多學者在沒有顯著反抗的情況下適應了專制約束。彼得‧貝爾在香港學術界發現的「機會主義、奴性和默許的氛圍精神」表明，學術自由的機構文化比通常假設的更脆弱。當他們的事業和個人安全面臨直接威脅時，許多學者選擇遷就而不是反抗。
與香港新聞工作者的比較尤其具有啟發性。在《蘋果日報》和《立場新聞》等主要媒體被迫關閉之前，已有超過200名記者辭職或面臨逮捕。這對學者的專業社會化，以及他們是否準備好捍衛他們聲稱珍惜的價值，提出了重要的問題。
X. 結論： 香港知識界黃金歲月的結束及其對未來的啟示
香港有系統地破壞學術自由，不僅是本地的悲劇，也標誌著在威權勢力範圍內維持知識開放的獨特實驗的結束。1997年回歸後的二十多年來，香港的大學保持了極高程度的自治。它們是中國和國際學術界之間的橋梁，同時保持了嚴謹學術工作所需的關鍵獨立性。
這種實驗現在已經明確結束。《國家安全法》五年來的實施、第二十三條的通過以及大學管治的重塑，將香港的高等學府變成了中國政黨國家的延伸。在這樣的環境下，恐懼主宰了學術生活，自我審查成為理性的生存策略，批判性思考的概念也受到有系統的限制。
這種轉變所造成的人類代價不只是逃離香港的學者，還影響了整整一代和此後的學生，他們將在一個質疑權威是危險的、歷史記憶受政治操縱的環境中接受教育。從大學校園移除民主女神像和恥辱柱等民主訴求的象徵，代表的不只是美學上的改變，而是對年輕人知識和道德想像力的攻擊。
香港的經驗對國際影響深遠。香港曾是一個獨特的實驗室，讓人了解在充滿挑戰的政治環境下，如何維護學術自由。它目前的處境提供了一個令人警醒的教訓：知識機構的脆弱性，以及專制勢力如何迅速地攫取和重塑它們。
馮客的案例特別說明了其中的複雜動力。他從一個謹慎的學者轉變為一個敢於發聲的批評者，突顯了在專制統治下運作，即使是最有見識的學者所受到的限制，以及學術自由所帶來的解放。他在2019年的抗議活動中保持沉默，繼而在搬到斯坦福後提出尖銳批評，這顯示了制度背景如何影響學者向權力說真話的勇氣和意願。
然而，香港的經驗也突顯了國際團結和為批判性學術保留替代空間的重要性。馮客等學者可以在斯坦福胡佛研究所等機構繼續他們的工作，而北京無法觸及的期刊也繼續發表關於中國和香港的批判性學術文章，這些事實表明，雖然香港本身受到限制，但知識自由並未完全消失。
現在，香港以外的學者和機構有責任保持曾經在香港蓬勃發展的知識傳統。這包括為流亡海外的香港學者提供機會，並確保香港民主運動和知識界生活的歷史紀錄得以保存，留給後代。這意味著繼續發表在香港已被禁止的主題的研究，並保持香港的大學曾經為全球學術界貢獻的批判性觀點。
歸根結柢，香港的大學在「白色恐怖」下的故事，是一個關於知識與權力之間關係的故事，也是一個關於批判性思考在何種條件下可以蓬勃發展或被滅絕的故事。隨著全球專制影響力的增長，香港的教訓對於理解學術界如何抵制這種壓力，或如何在政治限制下保存知識傳統，變得越來越重要。
恢復香港的言論需要留下來的人的勇氣，也需要持續的國際聯盟和承諾，讓香港的記憶和學術在流亡中得以延續。曾經在香港的大學裡自由發聲的聲音，可能在香港本身已被壓制，但他們的回聲繼續在更廣泛的全球學術界響起，致力於追求真理和捍衛人類尊嚴。
香港大學的轉變既是一個警告，也是對行動的呼籲。它警告人們，當專制勢力決意強加意識形態的控制時，知識自由的喪失是何等迅速。然而，它也呼籲全球學術界認清自己的責任，捍衛批判探究、公開辯論和知識勇氣的價值觀，而這些正是專制政權所認為的威脅。儘管香港學術自由的未來並不明朗，但曾經在香港蓬勃發展的思想和價值觀能否存續，則取決於全球學術界是否願意將這把火炬傳揚下去。
香港知識份子的沉默，不論是出於恐懼、計算或相信反抗無效，對於香港和致力於追求真理的全球學術界來說，都是深重的損失。然而，即使在一片寂靜中，那些仍然擁有言論、研究和教學自由而沒有恐懼的人，仍有值得汲取的教訓和應承擔的責任。香港學術自由的故事尚未結束，但目前的篇章令人警醒，當專制權力與思想生命對峙時，會發生甚麼事。
(本文根據2024年9月28日在東京早稻田大學早稻田高等研究所「東亞的多樣性與自由」（Diversity and Liberty in East Asia）國際研討會上發表的英文論文《白色恐怖下的香港知識份子》（Intellectuals in Hong Kong under the White Terror）的重大修改和更新而成。部分內容來自拙作《山城滄桑》，台北： 左岸文化，2023年。)
張燦輝
中大哲學系前系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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