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稱「道長」的香港文化評論人梁文道，十多年前轉向中國大陸發展，在播客節目《八分半》中以文化評論切入社會時事分析，一度在大陸聽眾中頗受歡迎，被視為少數仍能存活的「文化評論人」。然而，這種存活並非來自言論自由的寬容，而是建立在一套無處不在的「權力規訓」（discipline）之下：知識份子必須不斷自我審查，避免觸碰那條看不見的紅線。就在今年七月的一集節目中，梁提及黎智英（綽號「肥佬黎」），不久便被中共全面封殺。以梁在中國打滾這麼多年，絕對沒可能不知中共的作風，不論其動機為何，正如他在隨後的節目語帶自嘲地說：「不要做有太大影響的事，影響大了就不妙了。」
梁文道現在的情況有多不妙？有港媒報道，梁文道的《八分半》在付費平台喜馬拉雅已被移除。與此同時，該節目在小紅書、B站以及「小宇宙」等社交平台帳號內容亦遭清空 。小宇宙平台更發佈通知稱，因「技術原因」節目無法繼續更新，但內容已沒有復播可能，讀者可申請退款。至於梁在小紅書、B站、微信視頻號的官方帳號也被封。亦即是說，梁已完全「被消失」於中國主流媒體與社交平台上 ，十多年來的艱苦經營亦全被抹殺。
事緣於今年7月2日的《八分半》一集〈人們為什麼如此懷念蔡瀾？〉，梁文道在回顧香港文化生態時，提及黎智英、《蘋果日報》與《壹週刊》。其語氣並非激烈批判，而是帶着懷舊與感激的回憶，但這些符號在中國語境裡均屬於「完全禁忌」。不久後，《八分半》被全網下架，相關帳號亦遭封禁。梁於7月底表示，他只是被通知「暫時不得發佈新內容15天」，並預期節目於8月6日恢復。然而， 節目一度短暫復播後再度下架，當時外界已預期，相關處理將會更為嚴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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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與黎「關係」未影響他在中國開講
據了解，梁文道和黎智英之間並沒有任何「私交」，頂多只是在香港傳媒與文化生態中的交集，特別是梁早年曾在《壹週刊》和《蘋果日報》寫過專欄，他的香港「文化評論人」地位，就在這段時間建立。 2019 年底，梁文道停止為《蘋果日報》撰寫專欄，暫別公共評論舞台，但並未有正面交代原因，只淡淡留下「香港已經沒有什麼地方容得下我繼續這樣寫了」的一句話。至 2021年《蘋果日報》被迫停刊，他亦公開表示，這是「香港新聞自由的一個時代終結」。
以梁文道這樣的背景，仍能在中國媒體圈子與文化界打滾這麼多年，堪稱奇葩。筆者想起法國社會哲學家福柯（Michel Foucault）所提出的「規訓」（discipline）概念。福柯強調，現代權力並不僅靠懲罰或暴力來維持，而是透過教育、制度與監控滲透到日常生活，使人們主動調整行為、形成自我約制。7 月 18 日，梁在更新的節目中語帶自嘲地說：「不要做有太大影響的事，影響大了就不妙了。」這句話正好揭示了規訓的效力：即使沒有外力干預，他也早已習慣先把自己收窄，只可惜仍難逃封殺。
更可圈可點的是，在《八分半》被全網下架後，梁文道透過音頻聲明向聽眾傳達了一種平和態度，表明他理解在這個「人人自保的年代」，某些人的行為未必出於惡意，而是迫於現實的無奈選擇。這種自我與他者的體諒，正是規訓內化後的另一種表現——不是因為認同權力，而是因為整個語境早已令眾人不敢越雷池一步。
當權者不僅靠「強制」也憑「常識」治人
梁在 2019 年前的香港，仍能以文化方式進行「軟對抗」，但他自己也承認，在中國大陸則會被視為「不健康」。權力無須公開鎮壓，只要塑造出一種語境，就能讓知識人逐漸失去位置。這正好呼應意大利左派思想家葛蘭西（Antonio Gramsci）的「文化霸權」（cultural hegemony）理論：統治階級之所以能長期掌權，不僅依靠強制（coercion），更靠把自身的價值觀變成社會的「常識」，讓被統治者在不知不覺間接受，形成帶壓力的「同意」（consent），而不是透過討論形成的「共識」（consensus）。梁文道曾寫過：「技術上講，『宣傳』與『炒作』幾乎沒有分別……但一旦某段訊息被定義為『炒作』，其傳播內容就自動成為『負面』、『反華』的象徵。」這正是文化霸權的體現：語言標籤本身就是權力工具，讓社會無須爭辯，便自動接受統治者的定義。
如果說梁文道2025 年「觸雷」，被全面封殺是一種失敗，那麼他能在中國至少十年才走到這一步，本身已算是一種成功。不過，有評論認為，梁並非傳統定義上的「公共知識份子」（Public Intellectual，簡稱：公知）。所謂「公知」是指那些能超越專業領域，對公共事務發聲，敢於批判權力、啟蒙民智與影響社會輿論的人，像法國存在主義哲學家沙特（Jean-Paul Sartre）、中國作家劉曉波和余杰等。
在過去十多年，中國的公共知識份子幾乎全面消失。「公知」一詞早已由褒義轉為貶義，成為攻擊和羞辱的標籤。中國學者劉瑜與作家慕容雪村亦曾表示，隨着輿論環境愈收愈緊，公共知識份子被推到邊緣。在這樣的氛圍裡，梁的確比「公知」更溫和，更像是「媒體工作者」或「文化評論人」。事實上，梁文道選擇定位自己為「小眾溫度」的提供者，他曾在節目中自嘲：「小眾一點也挺好……它試圖呈現觀點，但又不太敢斷定對錯……很多人會把它當成一檔助眠節目（催眠曲是也）。」這種溫和含蓄的姿態，正是他的生存策略。
但在威權體制下，即使你自認只是「文化評論者」，權力仍會把你視為潛在「威脅」。而梁之所以能在中國「存活」十多年，主要靠三點：其一，他以文化、閱讀、歷史為切入點，採取溫和理性的策略；其二，他刻意讓語言去鋒利化，避免鼓動群眾，被認為「無害」；其三，他承載了社會對理性思考與知識溫度的需求，成為緊繃環境下的一個「安全閥」。換言之，中共之所以能忍受他這麼久，正因為他多年來避免觸碰政權核心，接受權力規訓，他甚至一度被當作展示「中國仍容許討論」的樣板。
梁甘冒大不諱是為試探有否空間？
至於這次梁為何要在節目提及黎智英，外界眾說紛紜。一種可能是他進行「試探」，以溫和回憶的方式測試制度是否留有空間，結果「擦邊球擦得多」，最終擦出「𤓓味」。另一種可能則是他單純懷舊，無意挑釁，卻因語境過於敏感而觸碰中共的底線。也有人認為這是一場「豪賭」：梁明白縫隙已近乎封死，乾脆賭一把，看看體制是否願意展現寬鬆姿態。更激進的推測是，他或許已有「退場意識」，選擇在某個時刻以一種「必然被清理」的姿態被掃出局？
而中共今次不再對梁「開恩」，這又是否間接釋放出另一個相關訊號，就是即使美國總統特朗普等外國元首，爭取以保外就醫等任何方式，要求釋放黎智英，機會也甚微？
無論如何，以上對梁動機的這些猜測，都指向同一事實：在當下中國，連「懷舊」也成了危險詞；公開談及黎智英更是中共的大忌，甚至有可能招致「滅頂之災」？正如《金融時報》記者 Edward White 所分析，中國媒體空間雖偶爾顯得「寬鬆」，但其實充滿流動與不確定，一切紅線都在持續變動。福柯的「規訓」正好提供了一種分析角度：在這樣的制度環境裡，連「回憶」都可能被解讀為挑戰，任何不在「常識框架」內的話語，都會立即觸發清場機制。
公知群體「夾縫生存」的智慧
梁文道說：「不要做有太大影響的事，影響大了就不妙了」，本是自我提醒，卻成了中國知識份子的集體命運。有人或許會質疑，難道知識份子在專制社會下就毫無作為及寸進？這是否抹殺了一眾前線媒體工作者與文化評論人，曾為爭取揭發社會陰暗面，以及「啟蒙」民智的努力？對於這一點，筆者絕對認同，事實上有很多敢言的知識份子或無名記者，很值得敬佩，例子亦多不勝數。基於文章篇幅的局限，實難以顧及這麼多，僅能以宏觀的結構角度分析。
筆者無意再另作長文解釋或回應，只是想提及一個涉及社會學的經典爭論——結構與個人能動性（structure vs agency）的張力。對同一件事的詮釋或推論，若分別從結構或個人能動性的角度切入，很多時都會出現截然不同的結論，但亦同時會有各自的盲點。結構強調制度與權力如何塑造與制約人們的行為，但能動性理論提醒我們，個人在結構限約下仍能作出選擇，並展現行動與創造力。
中國的媒體知識份子群體，包括梁文道在內，長期展現出一種「夾縫生存」的智慧：有人用文學隱喻代替批判，有人以文化評論包裹社會觀察，有人則轉向歷史、哲學表達對現實的隱憂。而梁文道能在中國「打滾」十多年，本身就說明其能動性並非全然消失，而是以極其細微、曲折的方式存在。然而，在這種縫隙空間被不斷收窄之際，個人是否完全被動，或沒有半點自主性？看來也不是。我們不禁要問，若然梁當日沒有在節目中提及黎，他今天是否還能夠繼續在中國開講？當連最溫和的公知聲音都不被容納，當良知與理性敵不過規訓與霸權，公共空間就只有慢慢步向窒息。走到這一步前，前線媒體工作者或許仍無法改變整體結構，但至少還能留下證言，為公共理性盡最後一份力量。
作者：求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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