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近日出現三件看似毫不相干的新聞，一「冷」兩「熱」，卻折射同一個現象。其一，彭博（Bloomberg）女記者的工作簽證被拒延期，最終不得不離港；其二，名校中四潘姓學生的得獎爭議，被中聯辦「機關報」《大公報》點名批評後，旋即點燃全城熱話；其三，港府購買中國大陸桶裝水的醜聞同樣掀起輿論嘩然。前者觸及新聞自由與香港的國際形象，卻在本地輿論場中幾近「鴉雀無聲」；後兩者則分別關乎教育誠信與社會公平，以及公帑運用與官僚失職，卻在短時間內被炒得火紅。表面上，這似乎說明香港新聞空間仍然「有得講」，但傳播學早已提醒我們：甚麼議題可以被炒熱，甚麼議題必須沉寂，並非純粹出於「大眾興趣」，而往往是威權語境下的「選擇性議程管理」。
根據外媒報道，今次被港府變相「請走」的彭博資深記者鍾碧琪（Rebecca Choong Wilkins），在香港工作已有6年，專責報道包括地緣政治與金融市場等亞洲地區的重要政經新聞。香港入境處日前拒絕她的工作簽證續期申請時，並沒有提供任何說明或原因。消息最先由香港外國記者會（FCC） 在官方平台披露，並指出此舉無疑增加外界對香港新聞自由進一步收窄的憂慮。鍾碧琪本人則向路透社證實事件，並在社交媒體透露，自己將在產假後離開香港，對此深感難過。
據悉，鍾碧琪過去曾報道黎智英案與立場新聞案等具爭議性的香港新聞，這些案件均觸及新聞自由與司法獨立的核心。因此她的簽證被拒，更令外界質疑背後是否涉及政治審查，甚或與已進入最後「埋牙階段」的黎智英案有關。港府此時出手，很可能是要向外媒發出警告訊號。若然猜測屬實，這無疑是港府為國安法延伸更廣寬的不成文「禁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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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國記者被拒簽曾是公共焦點
外國記者被拒簽在香港並非新鮮事。2014 年，在中國長期公開挑戰新聞審查、曾任職敢言「南方報系」的記者長平（原名張平），就因工作簽證被拒而無法入境香港。長平同時是《陽光時務週刊》的創辦人與主筆之一，當年香港傳媒仍敢大篇幅報道此事，學界與新聞業界亦公開發聲聲援。2018 年，《金融時報（Financial Times）》亞洲總編輯馬凱（Victor Mallet）的工作簽證遭拒，事件在社會及國際間引起廣泛關注。當時香港仍被視為新聞自由的堡壘，這類議題能迅速成為公共焦點。
然而，2021年《蘋果日報》停刊後，形勢急轉直下。此後，《香港自由新聞》（HKFP）和英國《經濟學人》記者相繼被拒簽，但本地媒體大多低調處理，甚至完全噤聲。如今 2025 年再發生彭博記者被拒簽事件，只有國際媒體（路透社、法廣、新加坡《聯合早報》）以及少數海外中文媒體報道，香港主流媒體幾乎集體沉默或低調處理。
原因根本不用多說，《國安法》、《基本法》23條，以及殖民地時期已存在的煽動罪，就如同高懸在媒體頭上的三把刀，形成「隨時可落、無處可避」的威懾效果。這正好應驗了傳播學者麥庫姆斯（Maxwell McCombs）和肖（Donald Shaw）的「議程設定理論」（Agenda-setting Theory）：媒體不會直接告訴我們怎麼想，但它決定了我們可以談甚麼、不談甚麼；但當新聞自由被標籤為「敏感」，媒體為了生存，自然選擇沉默或自我審查來規避政治風險。
當然，社會無力感的蔓延也是原因之一，港人經歷多年政治壓抑後，覺得「談也無用」，即使知道新聞自由被收窄，也無心再吶喊。加上在經濟低迷、移民潮與生活壓力下，外媒記者簽證問題顯得遙遠，不及日常柴米油鹽重要。
港人不關心新聞自由是被塑造出來
這並不意味香港人「一向不關心新聞自由」，而是以前曾經關心，現在卻不敢也不想談。沉默本身，是被塑造出來的結果。同樣，「熱議」也可以被塑造出來，潘同學得獎爭議能迅速升溫，就是其中一個例子。若非《大公報》早前發文為事件「定性」，香港其他主流媒體根本不會這麼緊貼跟進；就連立法會議員亦開腔狠批，事件才迅速推上了全城焦點。
在這裡需要強調的是，潘同學得獎爭議事件並非不值得討論。誠信、公平、公信力，都是香港社會真正需要面對的問題。但更值得注意的是，它之所以能「合法爆紅」，背後其實有一套邏輯：就是它不涉國安，也非挑戰政權，相關爭議「可控」；相關討論同時能引發市民情緒，將階級焦慮、資源分配與社會不公，通通都投射到這件事上，成為社會在經濟不景、怨氣積累的氛圍下的「安全門閥出口」。
說得更白一點，當權者需要一個「可罵的目標」，讓社會在這一宗風波上盡情發洩，這總比市民把怒火投向體制安全得多。透過媒體與議員的「集體發聲」營造出一種表面喧鬧的公共辯論，彷彿香港仍有自由空間。從學術角度看，這正是一種「議程轉移」：透過放大一個「安全的爭議」，來稀釋對真正敏感議題的注意力。換言之，潘同學得獎爭議事件確實有其討論價值，但它被放大的方式與社會輿論的「火力配置」，卻顯示它同時也被當成了一個「設計好的柴堆」：既能讓人吵得痛快，又不會威脅體制，這一切似乎都是當權者的刻意安排或放任不管的結果。
值得注意的是，這段時間不只潘同學事件被熱議，還有「港府買水醜聞」同樣引來媒體大幅報道，事件甚至引發「浪費公帑」、「利益輸送」以及是否涉及貪瀆等質疑。這類新聞本質上是民生和行政監察議題，不觸碰北京權威，也沒有觸及國安，即使最終事件被證實有公務員失職或個別部門失責，也不是體制問題，因此屬於「安全批評」範圍。
輿論熱議停留在體制允許邊界內
於是我們看到，這些差不多在同期發生的事件，在香港公共空間形成鮮明對照：外媒記者留港簽證被拒，涉及香港新聞自由以及是否仍是國際城市，輿論卻靜得出奇；潘同學得獎爭議與港府買水醜聞，卻在短時間內被推成全民熱話。市民既可以罵比賽不公、學生誠信等問題，也可以罵官員無能與濫用納稅人金錢，輿論場看似熱鬧，卻仍然停留在「體制允許的邊界」之內。
這種「此消彼長」並非偶然，或許正是議程管理的結果。這不難讓人感受到，北京與港府企圖透過「壓低敏感、放大安全」的手法，既維持社會輿論表面的自由，又能確保真正觸及體制的議題沉默無聲。這樣的操作不需明文指令，媒體與議員早已「心領神會」。從傳播學角度看，這就是「議程轉移」的另一種表現：用安全而具爭議性的話題，去分散公眾對真正敏感議題——新聞自由與香港國際地位的注意力。
今天的香港，對新聞自由議題的沉默不是偶然，而是經由政治風險、媒體自我審查與社會麻木共同塑造出來的。當我們在一片喧鬧中爭論潘同學事件的同時，是否也該追問一句：為甚麼我們不能同樣熱烈地討論，香港還算不算一個能容納外國記者的國際城市？
作者：求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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