誠哥這段專訪片段，周三（4日）已在新加坡新報業媒體旗下《聯合早報》、《海峽時報》同《商業時報》合辦的「亞洲前瞻峯會2023」上播放，讀者可在《聯合早報》的網站或YouTube頻道觀看。誠哥在片段一開首，已大談自己於1968年認識李光耀。當時，新加坡獨立建國剛滿三年，李光耀以新加坡總理身份訪問香港。誠哥這樣形容李光耀：「第一次見面，我最難忘就是，李光耀先生對新加坡的使命感、對人民的承諾。如果你明白當時亞洲的複雜背景，同經濟又有多艱苦，才能體會到他的挑戰。」
究竟1960年代的亞洲有幾複雜？我們不妨簡單重溫歷史的多宗大事，除了之前所提及的新加坡1965年獨立建國外，當中不能不說的，包括「越南戰爭」（1959–1975）、中國的「文化革命」（1966-1976），以及已困擾東南亞多時的共產主義運動，與印尼因反共在1965至1966年發生的排華大屠殺。而李光耀由早年在英國求學階段開始，已經十分「反共」，到隨後從政，可謂對共產黨人深惡痛絕。他曾在回憶錄中表示：「之所以討厭共產黨人，根源在於他們採用列寧主義的方法，不在於他們的馬克思主義理想。」
因此，中共在早年曾將李光耀定調為「帝國主義走狗」，還不斷透過廣播來鼓動馬來亞共產黨和新加坡人民起義。即使新加坡與中國隨後改善關係，李光耀更在1976首次訪問中國，但那時在中國的見聞，特別是持續10年的文化大革命對中國社會帶來的損害，對李光耀產生極大的震撼，以致他在回憶錄中直言，深刻感受到自己與中國人的差距。直至中國改革開放、經濟崛起，李光耀雖然務實地推進新加坡與中國的關係，還跟中國領導人越走越近，卻仍未改變其堅定的反共者立場，以及拒絕受制於北京，令新加坡變成中國「附庸」；他甚至要求美國廣泛參與亞洲軍事事務，來遏制中國的進逼。
李光耀過去在新加坡實施「家長式」專制鐵腕管治，當然頗值得商榷，但在「反共」方面卻毋容置疑。就正如誠哥所言：「用今日的眼光去看歷史，好多時都不盡公平」、「我明白今天年輕人看李光耀先生所建立和設計的，可能會覺得是頭上的金剛圈，希望可以人性化一點，我們要明白，在特定的年代和相應的歷史背景，當時沒有半點鬆懈的餘地……」或許，正正是李光耀的堅實「反共」政策，成就了今天新加坡的政治、經濟與外交一直能夠維持獨立自主，而沒有被中國所「蠶食鯨吞」。而誠哥那段說話，又是否就是這個意思呢？
這絕不是我們的隨意猜想，誠哥是如此說的：「我和李光耀先生相識多年了。我們談過很多的問題。李光耀先生的思想有好多層次，所以我們無所不談，好自然。但是最終，我們能夠講到樣樣事，大家的觀點都差不多。」亦即是說，誠哥跟李光耀對大多數事情，都有着相似的觀點，當中是否包括對中國的看法，那還是留給讀者自行思考。
至於誠哥比較新加坡與香港兩地時，有人就懷疑他有「弦外之音」，似在暗諷香港現況。筆者的友人更說：「（誠哥）講舊史就講晒星、港兩地，講現在就只提新加坡，都好明顯啦！」筆者無法肯定，誠哥這段專訪片段，是否曾被編輯刪剪，亦即是否誠哥談及的所有事情都一一播出（5分鐘的片段「出街」，背後可能用上半小時或更多時間進行訪問），但由於這次專訪是新加坡媒體所做的，很自然會要求誠哥講多些新加坡。
只不過，誠哥談到新加坡今天成就時，就很容易讓人產生別的聯想。他說：「新加坡從『無』到今日的無限機遇，人民切切實實感到自豪，這就是偉大領袖的最佳體現。」香港的觀眾或讀者聽到誠哥這番話，感到「酸溜溜」兼不是味兒之餘，會否自嘆香港今日弄成這個樣子，自由與法治嚴重倒退，斷送無限機遇及商機，皆因我們，無論過去或現在都沒有一位「偉大領袖」，又或「似樣」的領袖呢？
翻查資料發現，李光耀曾在1992年接受媒體專訪時已預言，香港難以推行民主政治改革，因為這將會對中國帶來重大影響，而北京不想香港做中國的政治模範，只想讓香港成為中國的經濟模範，但民主加上自由市場的繁榮香港，是向中共的制度作挑戰。同年，李光耀出席香港大學80週年校慶演講時，當時被問到香港是否應該有民主時，他說：「對，香港應該有民主。但最終在現實世界，我們很多時候都得不到我們應得的。」誠哥今天追憶與故友李光耀「惺惺相惜」，又會否對李光耀當年對香港的預言成真，可有感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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