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怡《回憶錄》的另一個亮點，就是他對自己在左派年代的文章作出深刻的反思、自我批評和向讀者道歉。

筆者曾經撰文指出，如果以「黨國情懷」作為觀察點，李怡的一生經歷了三個階段：

• 愛中共、愛中國（以《七十年代》文章為代表）；
• 去中共、愛中國（「去」是摒棄的意思，下同，以《九十年代》文章為代表）；
• 去中國、愛香港（以《蘋果日報》 時期文章為代表）。

每一個階段都充滿著自己同自己的思想鬥爭，每一個階段都出現對前一階段的自我否定和批判，但總的趨勢是更加徹底地否定中共、否定社會主義、甚至否定被中共綁架了的中國，更加堅定地支持民主、自由、自決、法治、國際化，以及為追求這些價值而勇敢地站出來的年青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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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個《回憶錄》在不同的篇章都能夠找到李怡的自我反省。順手拈來就有以下內容：

• 我以前做的事，是不是錯了（頁45）
• 無法否定自己（頁61）
• 我們都覺悟得太遲了（頁183）
• 二重生活的悲哀（頁252）
• 有用白癡（頁268， 272）
• 青年誤導師（頁275）
• 誤導學者吹噓國力（頁284）
• 從認同到重新認識中國（364）
• 我曾愛過這四十歲的女人（頁512）
• 我的悔疚（頁532）

在上述文章中，他都多次向在《七十年代》期間（即他處於「愛中共、愛中國」這一思想階段）因為受他影響、走上信奉社會主義歧途從而導致自己生命歷程出現逆轉的朋友道歉，這是李怡《回憶錄》面世之前不多見的懺悔。

李怡引用魯迅的話：「我的確時時解剖別人，然而更多的是更無情的解剖自己」（頁831），但自我批判、自我否定是很痛苦也很矛盾的一件事。這種痛苦與矛盾反映在他以「三個共同體」（想像共同體、事實共同體、個體）的說法來合理化自己既然知道中共的邪惡卻仍然留在左派機構為中共做宣傳的矛盾。他說：「對當時的我來說，愛國主義、社會主義曾經是我的想像共同體。但社會主義祖國的極左思潮，尤其是對毛的歌頌，已經到了違反常識的肉麻程度，我的想像共同體有些動搖了。只不過否定自己是痛苦的事，我仍然期待中國的不合理現象會改變。更重要的，是我既在左派機構工作，妻子又在大陸生活，這種想像共同體已經與事實共同體及利益共同體結合在一起。我只能在事實共同體中，尋找個人的發展空間」（頁258）。

李怡又引用日本作家廚川白村《苦悶的象徵》一書中關於近代人的四種悲哀來自況（頁254）：

• 理想破滅的悲哀；
• 由懷疑傾向而產生的悲哀；
• 二重生活的悲哀；
• 厭世主義的悲哀。

李怡自己只承認有「二重生活的悲哀」（頁252），但是我覺得，他除了沒有因為種種努力都歸失敗後產生的消極厭世念頭外，其他的三種悲哀都是很明顯的。事實上，如果他沒有反思，繼續盲目地效忠共產黨，他原有的「理想」不會破滅（第一種悲哀），他也不會對共產黨產生懷疑（第二種悲哀），更不會過著二重生活（第三種悲哀，即寫出來的東西連自己都不相信）。正因為他要走知識份子獨立思考的路，才會產生這麼多「悲哀」。這些悲哀，正好說明「反省」及「自我批判」是十分痛苦的事。但是，雖然承受了這麼大的悲哀，李怡還是義無反顧地告別錯誤的過去。所以，李怡一生三個思想階段，反映了一個知識份子應有的氣節：追求真理，不畏強權。他體現了國學大師王國維所追求的境界：「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見陳寅恪：《海甯王靜安先生紀念碑銘》）。

李怡引用法國哲學家班達（Julien Benda）的話：「真正的知識份子⋯⋯他們不僅要批判現實的罪惡和不義，也要批判自己的歷史局限和錯誤判斷。惟有通過這一理性批判，知識份子才能不斷地超越歷史的局限，趨向于永恆和普遍」（頁535）。他又說：「這種來自內心深處對真理的信仰和堅持，使真正的知識份子不但要批判現實社會的罪惡和不義，也要不斷反省自己的認知。由於世界上沒有絕對真理，每一個人對真理的認知都有歷史局限，都一定有過錯誤判斷，因此知識份子也要不斷自我批判過往的認識。認為自己永遠正確的人，其實是迂腐和無知。知識份子要通過對現實和對自己的不斷理性批判，才能超越歷史局限，趨向於永恆和普遍性。但只是『趨向』而不是『達到』，因為真理不存在絕對的永恆和普遍。」（見香港電台第一台，李怡《一分鐘閱讀》2016年7月5日）

勇於「批判自己的歷史局限和錯誤判斷」，勇於對曾經受自己誤導的朋友道歉，李怡堪稱是一個真正的知識份子！

 

我相信，若干年後，必然會有人以李怡為主題，研究他的時代、他的思想和他的影響，也必然會有人以李怡為案例，研究中國知識份子的懦弱和堅強，以及讀書人的責任和擔當。

作者：程翔
資深評論人，前《文匯報》 副總編輯，駐京辦主任。《海峽時報〉駐中國首席特派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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