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美國知識界出現一件值得警惕的事件：有關以巴衝突的示威浪潮席捲美國，當局開始要求各間大學交出「暴徒」、「反美」的學生名單並壓制校內「反猶反美思想」的散播，更威脅若大學不從就馬上取消所有撥款。但哈佛大學嚴正拒絕美國政府要求，校長艾倫‧加伯回應：「本校不會放棄獨立性……政府不應決定私立大學可以教授甚麼、可以錄取和僱傭誰，以及可以研究哪些領域。」其後，多所大學師生抗議政府試圖侵蝕院校自主權和學術自由，支持大學對當局的抗爭。此事之所以需要警惕，因為這事關思想自由能否繼續存在，又知識份子能否履行其應有擔當。看來，一場知識份子與國家權力之間的戰爭已經悄然展開 — 知識份子可以選擇投降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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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說知識份子的職責是傳授知識，這種看法沒錯，但只說了表面基本的一層而已。知識份子更重要的任務是揭示真相、啟發思考，從而推動社會和文明的進步。真正的知識份子不能是只會言聽計從按章辦事的工具人，也不可是見風駛舵、巧妙地迎合權力為自己謀取利益的識時務者，而是有揭露真相、不畏強權的勇氣，以及具有守衞言論自由和推動文明進步的承擔。所以，一個負責任的知識人不可能只埋首於象牙塔裏而對社會和世界漠不關心，特別是當有人濫用權力威脅到學術自由的時候，身為有識之士更是有責任挺身而出向這種企圖說不！
知識份子需努力捍衞言論和學術自由，確保不同觀點都有表達的空間，但在現實上這工作絕不容易，除了其本身可能對某些觀點帶有偏見外，最大挑戰就是政治力量的干預 — 古今各國，政治總是想干預乃至控制學術，利用學術去充當自己傳聲筒。近日美國政府要求各所大學配合其思想審查行動，更威脅若拒絕遵從就終止所有財政援助，顯然當局這種舉措是為了消滅不喜歡的聲音，身為香港人的我對這種套路實在是再熟悉不過了（只需回顧近年中共港共以及香港的院校為清洗異己做了甚麼，詳情不贅）。其實，所謂打擊反猶主義只是幌子 – 從特朗普上任至今短短幾個月的種種表現可見，其真正企圖是對教育施加控制，從中削弱學校的獨立性，試圖一步步地瓦解學術自由，最後讓本應啟迪民智的學府淪為執行當權者議程的工具。面對政府的步步進逼，美國的學術自由正處於危險的境地。
確保學術自由不被政治力量侵犯之所以重要，因為知識份子與政客官員本質上是非常不同的人，而最大分別在於：前者希望讓民眾思考、判斷，後者是要民眾效忠、服從。因此，兩者的工作性質是差天共地的，為實現目標所採用的手法也迥異：知識份子和教育家會客觀地分析問題，鼓勵批判思考，並且促進公共議題在民間的討論，如2019年前香港的《城市論壇》就是知識份子希望與民間交流的努力。他們亦尊重每個人的獨特觀點和立場，包括所謂的「異端邪說」也應有表達的機會，因為真正的知識人都會認同伏爾泰的名言「我不同意你的看法，但我誓死捍衞你發言的權利」：一個思想開明的知識人不會強迫你認同他的想法，不會因為你反對他的主張而罵你是敗類叛徒，更不可能把你抓起來處決。可以說，真正有理想的知識份子的目的乃希望每個人成為明辨是非的思考者、願意理解與尊重他人和世界的公民。
另一邊廂，政治人物（尤其是具專制威權傾向的）常用招數則是散播片面扭曲的宣傳，對自己的作為揚善隱惡，營造政權/政黨好像真的心繫百姓福祉的形象；他們亦擅於進行情感操縱，拋出「XX民族偉大復興」、「讓X國再次偉大」之類鼓動人心的口號，自詡自己是國家利益捍衞者，所以人人必須擁戴； 同時竭力消滅異議聲音，抹黑、詆毀並懲罰一切不服從的人。可見威權政府的目的是鞏固權力、控制人民，使人民成為其粉絲、追隨者和效忠者，繼而心甘情願地做牛做馬。所以，倘若思想自由被政府完全吞噬，後果將十分可怕 — 社會不再有懂得獨立思考的公民，而只剩下高呼領袖萬歲的臣民，大家就只能任由掌權者宰割而不發一句牢騷。
也許就是這種知識份子自帶的獨立性和反叛性，讓他們很容易成為政府以及權威主義者的眼中釘。你想大家思考，他卻想人人都不思考；你想民眾識破謊言，他正是想民眾相信謊言；你想大家去質疑權威，他正是想所有人盲從權威；你想多元聲音和諧共存，他卻想只有一種歌頌的聲音；你想限制他的權力，他正想擴張自己權力 ; 你想要社會公義，他就想整個社會不公不義，這樣他才能繼續從中攫取既得利益。在此意義上，知識份子天然就是政府的敵人 — 兩者的願景本身就是差天共地，水火不容的。了解到這一點，就不難明白為何獨裁者總是要對付知識份子了 — 從毛澤東把成千上萬學者教授鬥垮鬥臭，到波布把全國的讀書人送進集中營，背後理由皆如此。
堅守知識份子的職責其實是很高風險的，因為揭露政治家和官員的謊言、把真相告知世人、批判強權的殘酷無道，本身就極易招惹當權者的報復。在中國，近年來很多學者和中學教師就因說了政府不喜歡的話而被解僱甚至監禁；批評中國對維族人的壓迫政策的維吾爾學者塔西甫拉提更被處死。至於美國，特朗普上任後亦有大量學者離開，包括著有《論暴政》一書的耶魯大學教授 Timothy Snyder。同時，知識份子亦會面對誘惑的考驗 — 掌權者很清楚人心的脆弱之處，人很容易在名利虛榮面前招架不住，所以它推出一套獎懲機制誘使知識人就範：歌功頌德粉飾太平者可以吃香喝辣，盡享金錢名譽地位。反之，堅持己見不屈服者必受盡打壓折磨，鬱鬱不得志。其中一位殉道者便是勇敢的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畢生追求自由最後卻被中國政權迫害至死。既然守護自由的路如此艱困，依附權力的路如此舒適，為何仍要堅持守護自由？這真的值得？
回答這個問題前，試想像若知識份子未能成功捍衞學術自由，會有何後果？那將會是一場災難：知識份子將喪失一切獨立性和表達己見的權利，淪為權力的附庸。然後院校變成「黨校」，師生不再能夠自由探究討論重要的議題。學術不再追求真理，而淪為替權力服務的機器。學術界那時要面對的是真相被埋藏、正義的消逝，以及整個社會與文明的墮落，而他們自己亦會淪為「知識奴僕」。
因此，哈佛大學拒絕美國政府干預之舉意義重大：這確確實實是在守衞學術自由，捍衞身為知識人的獨立性和自主權，抵抗一個專橫狂妄的政府對思想自由的侵犯。我很敬佩這些勇於站出來的師生，他們展現了一個真正有識之士應有的腰骨。所以為何要堅持守護思想自由？答案其實不複雜 — 捍衞身而為人的權利和尊嚴。這是身為知識份子以及公民的應有之義。
作者：阿鳴
一個普通香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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